在盲人谷，独眼人就是国王
在现代官僚体制的理性世界里
非理性的冒险家就是独裁者

齐格蒙·鲍曼（1925—2017），当代世界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出生于波兰，曾任华沙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68年离开波兰，前往以色列，后于1971年移居英国，在利兹大学执教终身。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性与大屠杀、后现代消费主义以及流动的现代性。主要著作有《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社会学之思》（1990）、《后现代性及其缺憾》（1997）、《流动的现代性》（2000）以及《流动的爱》（2003）等。

《现代性与大屠杀》对极权奴役的生存之道启示

21世纪的园丁国度：鲍曼的预言与现代暴政的逻辑

第一部分：灭绝的蓝图——解构《现代性与大屠杀》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颠覆性的著作，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明与野蛮的边界。其核心论点振聋发聩：纳粹大屠杀并非现代性的偶然脱轨或向古代野蛮的倒退，而是其内在逻辑的恐怖产物。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剖析，更是一面映照当下的镜子，揭示了现代国家机器中潜藏的、随时可能被激活的毁灭性潜力。

A. 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产物，而非其失败

鲍曼的分析彻底颠覆了将大屠杀视为德国历史或犹太历史中一个特殊悲剧的传统观点 1。他断言，大屠杀“诞生并执行于我们现代的、理性的社会，在我们文明的高级阶段，在我们人类文化成就的顶峰” 3。因此，它不是文明的对立面，而是文明本身的问题。这种观点挑战了那种将此类事件视为文明体之“伤口”的慰藉性叙事，并指出，它更可能是我们文明的一个可怕却合法的“产品” 3。

鲍曼并非认为现代性注定以大屠杀告终，而是强调，大屠杀代表了现代性核心文明原则中固有的一种潜能 5。实施种族灭绝的条件是“特殊的，但绝非异常；罕见的，但并非独一无二” 5。这一论断为我们审视后世的极权政治提供了理论基石：那些看似遥远的暴行，其根源可能就深植于我们引以为傲的现代性结构之中。

因此，鲍曼的著作是对社会科学的直接挑战。他批评社会学界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将大屠杀的教训融入其对现代性的理解中，满足于用既有理论将其归为反常现象，从而回避了对“文明化进程”理论模型的根本性修正 2。

B. 科层制机器与道德的悬置

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工具理性的兴起——一种只关注手段与效率，而将情感、伦理与价值判断“祛魅”的思维模式。鲍曼认为，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至高无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母体，使得大屠杀式的解决方案变得“极其‘合理’” 5。在此逻辑下，技术责任取代了道德责任，评判标准不再是“做什么”，而是“做得好不好” 7。

为了描述这一过程，鲍曼创造了“道德隔绝”（adiaphorization）这一关键概念，源自希腊语“adiaphoron”，意为道德上无所谓、无关紧要之事 6。科层制（Bureaucracy）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组织形式，本身并不必然助长邪恶，但它通过其结构性特征，创造了一个道德真空，如同一剂“道德安眠药” 8。其机制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运作：

1. 劳动分工的碎片化：任务被分解成无数微小的、专业化的步骤。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观察到的，一个负责调度火车的官僚，可能只将犹太人视为待运输的“货物”，他无需直面毒气室的最终恐怖，其任务与整体目标在心理和道德上被分离开来 9。这种分工创造了巨大的心理与道德距离，使个体得以在不承担最终道德责任的情况下，参与到庞大的灭绝机器中 7。
2. 技术责任取代道德责任：在科层制中，个体的首要职责是高效、精确地完成其专业化任务。计算人体所需运输车厢吨位的工程师，与计算煤炭吨位的工程师使用着同样的理性方法 11。行动的道德意涵被抽空，只剩下技术层面的优劣评判 7。
3. 对象的非人化：通过分类、隔离和妖魔化的宣传，受害者被系统性地剥夺了人性，被逐出人类道德责任的范畴 6。一旦他们不再被视作拥有面孔、情感和尊严的“人”，对其施暴的道德障碍便大大降低。

鲍曼的分析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概念遥相呼服应。大屠杀的执行者并非一定是虐待狂或恶魔，他们往往只是些“普通人”，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忠于职守的警察或军人 10。是这个系统本身使他们的行为正常化，并消解了个人道德的重量。

C. “园丁国度”与“杂草”的清除

鲍曼用“园丁国度”（gardening state）这一强有力的比喻，来描绘现代国家的社会工程雄心 6。与前现代满足于看管“野生文化”的“猎场看守人”不同，现代国家渴望成为一名“园丁”。它不再满足于现状，而是要根据一幅精心设计的蓝图，去栽培、修剪、塑造一个完美的、有序的、同质化的社会花园 6。

这个“园丁”项目需要一个乌托邦式的蓝图——一个关于理想社会的意识形态愿景 6。任何不符合这幅蓝图的群体——无论是犹太人、罗姆人，还是任何被定义为异质的“他者”——都被归类为破坏花园整体和谐的“杂草”，必须被系统性地清除 1。在鲍曼看来，种族主义并非大屠杀的根本原因，而是在为实现这个宏大设计服务的过程中，被用作合法化清除“杂草”的工具 6。

现代科学与技术在这场园艺工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们并非中立的工具，而是“园丁国度”实现其目标的必要手段。分类学为识别“杂草”提供了科学依据，现代工业技术和运输系统则为高效清除提供了可能 3。大屠杀因此呈现出一种“类似于现代工厂体系的理性运作”的恐怖面貌 14。

鲍曼的理论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悖论：被普遍视为文明进步标志的“文明化进程”，其本质也是一个“将暴力的使用与道德考量相剥离的过程” 3。现代国家通过垄断暴力实现了日常生活的和平化，但这同时意味着暴力被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并被置于理性的、科学的算计之下 7。这种和平化使大众变得手无寸铁。当国家决定将其合理化、道德中立的暴力机器转向内部，对准一部分公民时，这种和平就成了通往工业化屠杀的温床。

面对这个看似无解的困境，鲍曼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真正的道德并非源于社会规范。如果道德完全由社会建构，那么纳粹军官“只是在遵守法律”的辩护就无法被驳倒 9。他认为，真正的道德具有一种“前社会”的起源，植根于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对“他者”的责任 9。社会并不创造道德，而是“操纵、利用、重塑、干扰”道德 11。这为我们理解抵抗的可能性提供了唯一的基点：一种先于并外在于科层制理性体系的人类本能。大屠杀的整个机制——从劳动分工到技术应用——其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摧毁这种人际间的“邻近性”，切断这种根本的道德联结。

第二部分：控制的永恒架构——现代威权主义案例研究

鲍曼的理论框架并未随着“固态现代性”的远去而失效。相反，它为我们剖析21世纪的威权政体提供了锋利的解剖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这些政体在控制架构上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一个乌托邦式的社会蓝图，与一个强大的科层制国家机器相结合，对民众进行全面的社会工程。

A. 数字圆形监狱：作为社会工程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SCS）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技术最先进、覆盖最全面的“园丁”项目 16。其宣称的目标是“让守信者受益，让失信者受戒”，而其道德标准则由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道德仲裁者”来定义 16。这正是鲍曼所描述的，国家根据预设蓝图来设计和塑造理想公民的直接体现。

这个体系完美地展示了科层制、数据化与道德隔绝的结合。它通过以下方式运作：

• 去情境化的评估：社会信用体系将复杂多维的个人简化为一个“信用分数”或“数据自我”，将其行为从具体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情境中剥离，完全依据其对国家的“可用性”进行评判 18。这是一种数字化的道德隔绝。
• 半自动化的惩罚：黑名单和相应的惩罚措施通常是基于计算机算法自动匹配执行的 18。这排除了人为的裁量空间，建立起一套与直接的人类道德判断相脱离的控制系统。一个领域的“失信”行为（如社交媒体上的不当言论）可以自动触发其他领域的、往往不成比例的惩罚（如限制乘坐高铁或飞机） 16。

通过这套系统，国家为每个公民精心塑造了一个“数据自我”，这个虚拟身份通过决定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机遇和待遇，逐渐主导甚至取代了真实的、自主的“生物自我” 18。这实现了鲍曼所警示的现代国家极权主义的终极野心：将个体完全清理于系统的设计之下。

B. 隐士王国的蓝图：朝鲜的主体思想与科层制绝对主义

朝鲜的官方意识形态“主体思想”（Juche）是支撑金氏王朝绝对统治的“乌托邦蓝图” 20。它描绘了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愿景，并要求民众对作为“群众中心”的最高领袖保持绝对忠诚 21。

朝鲜的权力结构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教科书式范例。朝鲜劳动党（WPK）及其下属机构（如政治局、组织指导部）对党、政、军实行全面控制 23。这个无所不包的科层制系统，正是将“主体思想”贯彻到社会每个角落，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的工具 22。政权通过精密的宣传系统对民众进行思想灌输，将外部世界描绘成充满敌意的威胁，并将金氏家族塑造成朝鲜文明的唯一捍卫者 21。这创造了一个封闭的系统，国家的意识形态成为唯一的现实，服从成为生存的唯一理性选择。其政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并非“偶然的过度行为”，而是其“政治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 24。

C. 神权政治与现代国家：伊朗的权力与控制

伊朗的政治体系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它将“法基赫的监护”（Guardianship of the Jurist）这一神权意识形态，与现代科层制国家结构相结合 25。其社会蓝图由对伊斯兰教法的特定诠释所定义，而整个国家机器则被设计用来强制执行这套蓝图。

最高领袖作为国家元首，掌握着最终权力，负责制定所有国家大政方针，并控制军队、司法和媒体 25。而宪法监护委员会则扮演了关键的科层制过滤器角色，负责审查所有法律和公职候选人，确保其符合意识形态蓝图 25。他们共同构成了这个国度的首席“园丁”，决定着系统内允许存在的人和事。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等强力部门则充当了执行机构，以国家意识形态之名，压制异见，控制着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28。

这些案例揭示了“园丁国度”在技术层面的演进。纳粹德国使用的是铁路和穿孔卡片机等相对原始的技术 6，而现代中国则利用了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无处不在的监控技术 18。这表明，科技本身并非中立，它极大地增强和加速了国家进行社会工程的冲动。尽管意识形态目标（一个可控、可预测的民众）相似，但现代技术使得一种颗粒度更细、实时、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成为可能，其程度甚至超出了奥威尔的想象。

同时，这些案例也证明了科层制国家机器的意识形态“不可知论”特性。无论是种族优越论、主体思想还是神权政治，科层制这台机器都可以被编程去服务任何宏大的愿景。这解释了为何鲍曼坚持认为大屠杀可能在任何“文明”世界发生 6。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在于

任何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高效、道德中立的机器相结合。

政权	核心意识形态/“蓝图”	主要科层制机制	关键控制技术	“道德隔绝”的表现形式
纳粹德国	种族纯洁（雅利安优等民族）	党卫队、盖世太保、公务员系统	铁路、IBM霍尔瑞斯制表机	灭绝营中的劳动分工；使用“处理”、“最终解决方案”等技术性语言。
中G国	“中G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中G党组织、国家部委	社会信用体系、人工智能监控	通过数据对公民进行去情境化评估；与人类判断脱钩的自动化惩罚。
朝鲜	主体思想（自力更生）	朝鲜劳动党、国家保卫省	无处不在的宣传、受控的内部网络	对领袖的绝对服从成为最高的技术善，压倒人际间的道德。
伊朗	法基赫的监护	宪法监护委员会、伊斯兰革命卫队	国家媒体、网络过滤	将宗教法规的执行程序化，道德完全由国家-神职人员解释。
俄罗斯（普京时代）	“俄罗斯世界”/新帝国主义	总统办公厅、联邦安全局、军事指挥系统	国家控制的媒体、网络水军	将士兵用作“炮灰”（纯粹的工具性计算）；宣传驱动的对乌克兰人的道德疏离。

第三部分：屠宰场的逻辑——俄罗斯-乌克兰战争中的工具性暴力

鲍曼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分析静态的极权系统，也为理解现代战争的残酷逻辑提供了深刻的视角。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便是一个国家如何将敌我双方的生命都视为官僚-军事计算中的客体的鲜活案例。

A. 作为毁灭前奏的非人化

在发动战争之前及期间，俄罗斯的国家宣传机器系统性地将乌克兰人建构成“他者”。通过“去纳粹化”的叙事，以及否认其民族独立性、称其为“小俄罗斯人”或与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等话语，宣传机器旨在将乌克兰人从道德责任的范畴中抹去 30。这使得针对他们的暴力不仅显得正当，甚至成为维护“俄罗斯世界”这一宏大蓝图所必需的“园艺”行为。

克里姆林宫对国内媒体的严密控制，创造了一个信息真空，使得这些非人化的叙事得以不受挑战地反复传播，从而塑造公众舆论，为战争制造合法性 33。这是现代国家利用技术手段建构官方现实、实现对民众思想控制的典型操作。

B. 炮灰的算计

俄罗斯军队采用训练不足的动员兵和囚犯进行“人浪式”冲锋的战术，是工具理性在战场上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体现 35。在军事指挥官的眼中，这些士兵的生命并非目的本身，而是一种可消耗的资源，其价值在于实现某个战术目标——例如，吸引火力、暴露敌方阵地 35。

这正是战争中的科层制道德隔绝。身处后方指挥部的决策者，与前线的血腥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物理和心理距离。对他们而言，部署部队是一项后勤计算和资源管理问题。在军事行动的官僚逻辑中，士兵个体的生命变得在道德上无足轻重。这与纳粹德国时期坐在办公室里规划通往死亡营火车时刻表的官僚，在逻辑上并无二致。整个过程是理性的、高效的，却完全剥离了对人类生命的道德关怀。

这场战争揭示了现代威权主义战争机器的双重非人化逻辑。鲍曼的框架通常聚焦于对受害者（“杂草”）的非人化。而俄乌战争则展示了一个同步进行的过程：一方面，通过宣传将敌人（乌克兰人）非人化，使其变得“可杀”；另一方面，军事科层制将己方的士兵也非人化，将其变为可任意消耗的“炮灰” 35。这揭示了这种体系核心的绝对虚无主义：无论国籍，人类生命本身都沦为实现国家意志的纯粹工具。同时，国家宣传机器不仅是为了给入侵寻找借口，更是一场大规模的、针对其国内民众的道德疏离行动。通过美化冲突、否认暴行，国家为其公民与战争的残酷现实之间建立了一道心理屏障，使民众得以在一种被动的默许中继续日常生活。这是一种国家规模的道德隔绝，将整个社会变成了由其官僚领导层精心策划的罪行的消极旁观者。

第四部分：巨石的裂缝——已倒台政权的尸检报告

鲍曼的理论出色地解释了现代极权系统的力量与韧性，但理解其脆弱性同样重要。本部分将通过分析若干威权政权的崩溃，探寻导致其覆灭的结构性弱点和催化剂，为看似无懈可击的“园丁国度”提供一个重要的反证。

A. 系统性失败与民众起义：比较分析

• 罗马尼亚（1989）：个人崇拜的脆弱性：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倒台，生动地展示了一个完全围绕个人建立的政权是何等脆弱 36。经济管理不善、生活水平下降和严酷的镇压积累了广泛的民怨 37。当作为国家强制机器的军队拒绝向抗议者开枪并转变立场时，整个权力结构在数日内轰然倒塌，这是关键的转折点 36。
• 埃及（2011）与“阿拉伯之春”：技术与公民社会的作用：埃及革命凸显了新技术（互联网、社交媒体）如何绕过国家控制的媒体，成为动员的有力工具。它们让活动家得以组织起来，并让民众意识到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 40。尽管成熟的非政府组织（NGO）作用有限，但由专业人士、青年和工人等组成的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形成了一个国家无法控制的临界质量 42。
• 利比亚（2011）与叙利亚（2011-2024）：从起义到碎片化的内战：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案例则展示了一种更黑暗的结局。中央威权人物（卡扎菲、阿萨德）的倒台，并未带来稳定的民主，而是导致权力在不同民兵和派系间碎片化，并常伴有部落或宗派冲突 44。外国势力的干预进一步加剧了冲突，将其演变为毁灭性的代理人战争。这表明，“园丁国度”的
  缺席，也可能导致另一种形式的混乱。
• 孟加拉国（2024）：学生领导的引爆点：谢赫·哈西娜政府的垮台揭示了，一个看似稳固的威权政府，可能因一个具体的不满（公共部门工作配额制）而引爆，并迅速演变为大规模抗议 48。其政权长期以来的权力巩固、压制异见和腐败，为这场风暴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49。

这些案例揭示了中央集权控制的悖论。“园丁国度”的力量源于其全面、集中的控制，但这恰恰也是其最大的弱点。在一个权力分散的民主体系中，危机可以被局部吸收。而在一个极权体系中，所有权力都汇集于一点（领袖或政党）。这意味着，权力中心的一场危机——如齐奥塞斯库的误判、军队的倒戈——可能引发灾难性的、迅速的系统性崩溃。巨石看似坚固，实则易碎。

任何威权政权的存续，都依赖其强制机器——警察和军队的忠诚。罗马尼亚和埃及的政权崩溃，都发生在这些力量犹豫或拒绝向本国人民实施大规模暴力的那一刻。这是道德隔绝的最终失效。当“镇压异见”的抽象命令，与向手无寸铁的同胞开枪的具体现实发生碰撞时，鲍曼所说的“前社会道德”——对近在咫尺的他者的责任感——可能压倒官僚职责。理解导致安全机器发生这种道德“引爆”的条件，是理解政权脆弱性的关键。

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悲剧则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警示。鲍曼的理论批判了现代国家的压迫性秩序。而这些案例表明，在没有强大、独立的公民社会机构来取而代之的情况下，这种秩序的瓦解可能导致一个暴力和混乱的权力真空。“园丁国度”不仅清除了“杂草”，也摧毁了独立公民社会的整个生态系统。当园丁被赶走，花园可能会被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所吞噬。

第五部分：无权者的权力——内在与外在的抵抗策略

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为那些在压迫下感到无力的人们寻找出路。本部分将借鉴那些在极权主义阴影下生活的思想家的智慧，为身处困境的个体提供行动指南。这些建议将聚焦于如何在严酷的环境下，维持心理自主性并进行可能的抵抗。

A. “活在真实中”：瓦茨拉夫·哈维尔对意识形态谎言的挑战

哈维尔将他所处的社会称为“后极权主义”体系，其基础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巨大谎言。在这个体系中，生存之道并非真正相信谎言，而是表现得好像相信它，从而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同谋文化 52。那个在自家橱窗里挂出他自己并不相信的政治口号的蔬菜水果店老板，便是这种同谋的缩影 53。

哈维尔指出，最有力的抵抗形式，恰恰是“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拒绝参与谎言 53。这并非公开的政治对抗，而是一种存在的、道德的行动，旨在重新掌控自己的尊严和完整性。当那个店主撤下口号，他便打破了万众一心的假象，暴露了体制的虚伪本质，从而对体制构成了根本性的威胁 54。

B. “弱者的武器”：詹姆斯·斯科特的日常抵抗艺术

对于那些缺乏公开反抗能力的被压迫者，詹姆斯·斯科特的研究揭示了另一条道路。他关注的是那些微妙的、非对抗性的抵抗形式 56。

这些“弱者的武器”包括怠工、装傻、背后议论、散布谣言、偷窃，以及各种形式的暗中破坏 56。这些行为虽然单个来看微不足道，但日积月累，便能对统治体系的效率和控制力造成持续的侵蚀。它们风险低、通常是匿名的，且无需精密协调，因此非常适合在高压环境下进行 56。

C. 不可征服的内心：如何维持心理自主与人的尊严

综合上述思想，我们可以为那些无力反抗的人们提供一些自处的建议。极权体系的终极目标是控制思想，侵蚀个人身份，压制独立思考 60。因此，自我保护的首要任务，便是捍卫内心的自主性。

1. 培养批判性思维：积极抵制官方宣传。在可能的情况下（即便有风险）寻找替代信息来源，阅读历史，质疑官方叙事。这是“活在真实中”的第一步 62。
2. 守护私人领域：极权主义试图将社会原子化，打破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因此，与家人和信赖的朋友维持真诚的私人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它创造了一个国家意识形态无法完全渗透的微小空间，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地思想和言说，从而保全自己的人性。
3. 运用“弱者的武器”：在与国家官僚机构的日常互动中，实践微小的、难以被定罪的不合作。不要主动表现出热情，以最低限度的努力完成任务，甚至利用系统自身的规则来降低其效率。这能在不招致杀身之祸的前提下，夺回一丝能动性 56。
4. 坚守前社会的道德：这是回归鲍曼理论核心的最关键一点。要认识到，真正的道德——善良、同情、对眼前之人的责任——独立于国家法令而存在 9。一个对被体制迫害者施以的微小、匿名的善举，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抵抗。它重申了“园丁国度”试图否定的共同人性，肯定了自己和他人的尊严 64。

哈维尔的“活在真实中”是内在的、道德的基础——将自己的灵魂从体制的谎言中拯救出来的决定。而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则是这一决定在日常生活中的外在、实践性的应用。没有前者，后者便无从谈起。

最终，所有有意义的抵抗，其核心都是在重建“邻近性”（proximity）。鲍曼对大屠杀的分析，关键在于科层制所创造的各种距离——物理的、心理的、道德的。因此，抵抗的本质就是缩短这些距离。“活在真实中”缩短了个人信念与行动的距离；守护私人关系缩短了原子化个体之间的距离；对受难者的善举则缩短了由宣传制造的道德距离。抵抗，正是道德隔绝的解药。它是我们有意识地、决绝地去缩短因果链条，去直视他者的面孔，去重拾那种被现代官僚国家机器设计用来熄灭的前社会道德责任的努力。这，便是“无权者的权力”的真正源泉。

《现代性与大屠杀》作品节选

如米格拉姆所说，只有当你得到了一个权威…它自由地行动，除了受害者的抗议之外不用抵抗任何压力，这样你才会对权威有最纯粹的回应。当然在真实生活当中，你被混合很多相互抵偿的对抗性压力当中。米格拉姆肯定想用“真实生活”来指代处于民主社会当中且外在于总体制度的生活：更准确地说，是在多元主义条件下的生活。从米格拉姆整套实验中得出的一个最突出结论就是，多元主义是防止道德上正常的人在行动上出现道德反常的最好的良药。纳粹必须首先消除了政治多元主义的残余才着手实施像大屠杀这样的计划，在这之中普通人预料之中的做出不道德与无人性行径的倾向已经肯定被计算为必需的也是可得到的一一资源当中。在苏联，也只有当已经根除了社会自治的残余以及对它有影响的政治多元主义之后，才迫不及待地开始系统地消灭系统中真正公认的敌人。除非多元主义已经在全球社会的范围内被消灭，否则带有犯意图、需要确保其成员在实施明显不道德的行动时具有持之不懈地服从意识的组织，就得去建造密不透风的人为障碍，将其成员与各色标准、观点所带来的“软化”影响隔绝开来。而只有在政治与社会纷争的嘈杂中，才能最清楚地听到个人的道德良知发出的声音。

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

一大群想杀人复仇的个体是无法与一个规模虽小然却纪律严明、严密协作的官僚体系所产生的效果相匹敌的。

再次引用希尔博格的话来说，“必须牢记（种族灭绝的）大多数参与者没有对犹太小孩开枪或者往毒气室倾灌毒气……大多数官僚成员所做的只是起草备忘录、绘制蓝图、电话交谈和参加会议。他们只要坐在他们的桌子旁边就能毁灭整个人类

行为与其后果之间的身体和（或）精神距离的增加超过了道德自抑发挥作用的程度；它抹杀了行为的道德意义，因而预先避免了个人所持的道德正当标准与行为的社会后果不道德性之间的一切冲突。 知道了看不见受害者所带来的后果，也许就更能够理解大屠杀的技术水平为什么能够不断被提高

日常举止之所以温和，主要是因为假如它们都是暴烈的，那么人们现在就面临着暴力的威胁——一种他们无法匹敌也无望赶走的暴力。可见，暴力从日常生活的视线中消失是现代权力集中和垄断趋势的又一体现；个体交往缺乏暴力是因为它显然受到了个体之外的力量的控制。但是，这个力量并不外在于每个人可触及的范围。因此，日常生活中过于吹嘘的温文尔雅的态度（这是埃利亚斯跟随在西方病因学神话之后大加颂扬的）以及随之而来让人惬意的安全都有它们的代价。我们这些现代社会大厦里的居民随时都有可能被要求去支付这个代价。或者，没有事先的要求，就被迫去支付。

人类行为中发现的任何道德本能都是社会的产物。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在社会失范不受任何社会约東的情况下，人们就会无视伤害他人的可能性而做出各种反应。”这就暗示着有效的社会约束的存在使这种淡漠不可能发生

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一一烟囱一一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这同运输其他货物没有什么两样。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就连整个计划本身也是扭曲的现代科学精神的映射。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死亡集中营的世界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揭示出犹太教基督教文明与日俱增的阴暗面。文明意味着奴隶制、战争、削和死亡集中营。它同时也意味着医疗卫生、庄严的亲教思想、动人的艺术和优雅的音乐。把文明和野想像成对立面是个错误……当今时代，如同这个世界的大多数其他方面一样，野蛮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们还没有，同时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创造和毁灭同是我们所谓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我们知道许多离种族灭绝相去不远的残杀、屠杀和集体屠杀，它们都是在没有现代官僚体系以及它所掌握的现代技能和技术以及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官僚体系的话，大屠杀是无法想像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但这并不表明大屠杀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文化所决定的；更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之类的现象。不过，我确实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接弃。进一步说，我认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成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一一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道德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

那么，这些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转变为德国集体罪行中剑子手的？ 凯尔曼认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 moral inhibi tions）在三种条件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到一起都会起作用：1⃣暴力被赋了权威（通过享有合法权利的部门的正式命令来实现） 2⃣行动被例行化了（通过规章约東的实践和对角色内容的精确阐述来实现） 3⃣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通过意识形态的界定和灌输来实现。）

跟我们的问题联系得最为紧密的第一个原则是组织纪律的原则；更确切来说，要求服从上级的指令而排除所有其他的对行动的刺激，要求献身组织福利，这些要求由上级命令来使之明确，高于其他一切奉献和承诺。 因此，用韦伯的名言来说，对这种德行无私地遵从乃是公仆的荣誉：“因为他民心尽责地执行上级权威下达的命令的能力而被授公仆的荣誉，就好像这些命令与他自己的信念是一致的。即使当这些指令在公仆看起来似乎是错误的，即使公仆们有所抗议，上级权威仍然会不屑一顾地坚持这些指令。” 对一个公仆来说这种行为意味着“最高意义上的道德戒律和自我牺牲”。 通过荣誉，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有时这种美德在实践中引起的不安可以通过上司坚持他本人对其下属的行为承担所有责任（当然，只要其下属服从他的命令）得到平衡。韦伯在重点强调“领袖独有的个人责任”当中结束了他对公仆荣誉的描述，“这是一种领袖无法也不应该拒绝和转移的责任”。

屠杀中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合作是难以想像的。受害者与纳粹党卫军的上层人物之间的合作是这个设计的部分：实际上，这是大屠杀得以成功的一个关键条件。 “整个过程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犹太人的参与 —— 无论是个人的简单行动还是委员会有组织的行动………德国监管者向犹太委员会索要信息、金钱、劳力或者警察，而委员会每个礼拜的每一天都提供给他们这些东西。”成功地延伸官僚制度的行为规则所取得的令人震惊的效果，伴之以剥夺其他的一般性忠诚和道德动机以包围官僚体系认定的受害者，并借此将他们的技能和劳力应用到毁灭他们自身的任务中去，是通过双重方式达到的（很像在所有其他邪恶或者善良的官僚体系的世俗行动中所达至的）。 首先，犹太人隔离区的外部环境得到了精密设计，以致区内领导和居民的所有活动只能对德国人的意图保持客观的发挥“功能”的状态。“设计来维持（犹太人隔离区）生命力的每一项措施都在同时促成德国人的一个目标…犹太人在分配空间或者分发额中表现出的效率是德国人追求有效的一个延伸。犹太人在课税或劳动利用方面的一丝不强化了德国人的严格，甚至犹太人的廉洁也可能成为德国人管理的一个工具。”其次，在通向灭绝之路的每个阶段都特别注意应使受害者处在一种选择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标准或者理性行动有它们的用武之地，在这种状态中理性决定始终与“管理设计”保持一致。“如果德国分阶段地将犹太人驱逐出境，就可以做得特别成功，因为那些留在国内的犹太人就有理由说，为挽救大多数人而牺牲少数人还是有必要的。”事实上，就是那些早已被驱逐出境的人仍然有机会最终表现他们的理性。毒气室被令人迷惑地叫做“浴室”，向那些在拥挤、航脏、令人室息的车辆上度过数日的人们发出了一个欢迎的信号。那些早知真相而不抱任何幻想的人仍然有机会在“快速而无痛著的”死亡与留给不服从者的特别痛苦的死亡之间进行选择。因此，不仅是受害者无力控制的犹太人隔离区环境的外部环节被操纵了…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我们知道许多离种族灭绝相去不远的残杀、屠杀和集体屠杀，它们都是在没有现代官僚体系以及它所掌握的现代技能和技术以及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官僚体系的话，大屠杀是无法想像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但这并不表明大屠杀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文化所决定的；更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之类的现象。不过，我确实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接弃。进一步说，我认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成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一一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道德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

而在前现代的欧洲，犹太人之他者特性（ otherness）总的来说并不妨碍他们融入通行的社会秩序。这种相融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在划分界线和维持界线的过程中产生的紧张与冲突的强度相对较低。当然，前现代社会零碎的结构和碎片间的互相分离的常态也使得融合更为容易。在一个有阶层或者等级划分的社会中，犹太人也是这些阶层或等级中的一个。单个犹太人则被他所属的等级做了界定，也被这个等级所享受的特权和承担的责任做了界定。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社会成员。犹太人的确被分离，但是这种被分离的状态绝对无法使他们呈现出独特性。他们的身份，跟属于其他等级群体的人一样，都被维持纯净与防止混杂之类的普通行为做了形塑，并得到了有效的延续和维护。这些行为不管怎么样变化各异，都被统合进了一个共同的功能，即创造一个安全距离并尽可能使它不可逾越。通过一些措施可以使群体实现分离：保持他们身体上的分离（除了受到严格控制的和仪式化的遭遇，使相遇减少到最低限度）、给各个群体的成员打上标记以把他们视作外人，或引起群体间精神的分离以排除它们之间的文化渗透，避免这种文化渗透所带来的文化对立被抹平。数世纪以来，犹太人都居住在城镇里孤立的一个角落，穿着也迥然不同（有时是法律规定的一一特别是当社区传统无法使差别保持下去的时候）。但是，仅仅是居所的分离还不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犹太人区和主人居住社区的经济总是纠缠在一起，因此必然会有经常的身体接触。这样就不得不用一套完全法律化的仪式进行补充以使这些无法避免的关系正式化和职能化。那些不被正式化和功能简化的关系一般而言就会受到禁止，或者至少是不受鼓励。比如，在大多数维持等级、防止混杂的仪式中，禁止通婚与共餐（跟所有禁令一样，除了严格职能化的商业行为）的要求得到最严格的贯彻和遵守。 而要记住的一个重点是，所有这些表面上敌对的措施同时又是社会整合手段。

“真实地活着，不要忘记看每天的月亮……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所以人们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能看到多少次满月的样子？大约20次吧，但这看起来却无穷无尽。”
坂本龙一（1952年1月17日-2023年3月28日），出生于日本东京都中野区，日本作曲家、音乐制作人、歌手、演员、钢琴家，据日媒，日本作曲家坂本龙一已于3月28日去世，终年71岁。

坂本龙一曾以《末代皇帝》电影配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及格莱美奖。 两年前，坂本龙一在社交平台上公开自己继咽喉癌之后，再次被确诊直肠癌的消息，他表示此后的日子将“与癌共生”。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一边对抗癌症，一边坚持音乐创作，让人不禁产生他依旧硬朗的幻想与期待。人们还能记得去年12月11日，坂本龙一线上钢琴演奏会《Ryuichi Sakamoto：Playing the Piano 2022》所引发的关注度，而在今年1月17日生日当天，他甚至还发布了张新专辑《12》。实际上，“与癌共生”的觉悟，坂本龙一早在2014年罹患咽喉癌时便有提及。2019年于国内院线上映的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记录了他在确诊为咽喉癌前后五年的生活。起初，该片的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是想要拍摄一部关于坂本龙一演奏会的电影，然而在2014年坂本龙一被诊断出癌症之后，纪录片的方向也随之改变。 《终曲》展现了坂本龙一大量的日常生活，因为身患癌症，他每天需要服下定量的药物，定期接受治疗。癌症，让他对死亡的认知更加清晰，也让他深刻意识到我们一直沉浸于拥有无限生活实际却已来日无多的幻觉，这令他更加执着于坚持他的音乐生命——去世界各地寻找自己喜欢的声音。

创作生涯

2012年，坂本龙一获得了一架经历了海啸的钢琴，这个钢琴在被海水浸泡后，已经走了调，按下琴键后，他说感觉就像“在弹奏一架淹死的钢琴尸体”。
然而，面对这架死去的钢琴，他却欣喜万分，认为它“正在拼命挣扎要回到过去的形态”。“工业革命使这种乐器的生产成为可能”，他反思道，“六块厚木板，叠起来压成形。”当一架钢琴走调时，所有的木头都在努力恢复原状。在他看来，那架被遗忘、扭曲、淹没的钢琴，只不过是“大自然的回归”。
自然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终曲》中有个片段，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为了寻找合适的雨滴降落，敲击在物体上的声音，他将一个玻璃罐放在了门外，认真倾听，然后拿回来告诉摄像师，瓶子太厚，声音不够清晰。他又换了一个塑料桶，先是倒扣在地上，然后放正，最后举了起来，套在自己头上。雨滴淅淅沥沥地敲在了那个举着塑料桶的背影身上，他似乎对这个声音非常满意。
坂本龙一一直在寻找他喜欢的声音。片中有大量的细节描绘了他对声音的执着和热爱：倾听不同消防栓被敲击后所发出声响的细微差别、尝试用小提琴的弓划过锣面、一对手指钹在暴风雨中的鸣响、在北极冰川钓取“最纯净的声音”……那些为人熟知的音乐，总是显得那么纯净、简单。不论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还是他在《末代皇帝》中的配乐，他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朴素的色彩。
漫步在林中，坂本龙一仔细倾听风吹过树梢，林鸟鸣奏的声音。“一般人不会把这些声音当做音乐”，他说，“我很想把这些声音融入到自己的音乐里，仿佛乐器和环境音融为一体，那种浑然天成的音乐，我很想听到。”
所以我们听到了电影《荒野猎人》中的音乐。2014年，坂本龙一被确诊为咽喉癌三期，不得不停止一切工作。但当导演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找到他，希望他能够为《荒野猎人》创作电影配乐时，他却感到不能拒绝，因为“我没法对伊纳里多说不，我太崇拜他了”。为了如期完成这份重托，他自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在一次关于这部电影的访谈中，坂本龙一谈到：“从最初开始，我就认为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是大自然。为了要尊重大自然的声音，我觉得这部片的配乐不应该太有叙事性。”不到半年后，他完成了这部电影的配乐工作，乐曲简朴、纯净，大段的留白令荒野中的自然在平面影像中展露出一种多维度的空间性。
纪录片《终曲》的导演史蒂芬·野村·斯奇博形容坂本龙一是一位非常懂电影的音乐人。毕竟早在1983年，他就主演了日本导演大岛渚的《战场上的快乐圣诞》，和英国著名摇滚歌手大卫·鲍伊在影片中饰演一对同性恋人。
彼时的坂本龙一还是位初出茅庐，异常傲气的年轻人，和现在谦和有礼的形象截然不同，颇有些狂放地对大岛渚提出要求：出演可以，但条件是自己负责给电影制作音乐。所以才有了如今这首经典之作《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并且成为坂本龙一开始制作电影配乐的契机。多年后，这首曲子还出现在了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中，忧伤克制的曲调，仍旧跨越时空表达了同样的爱情遗憾。
我的一位朋友笑称这部纪录片总算让YMO翻红，也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坂本龙一这位“宝藏男孩”。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坂本龙一是一位世界级的音乐家，他的形象总是万年不变的黑色着装，一头银色的头发，以及标志性的黑框眼镜。他看上去总是那么沉静、内敛和风度翩翩，很难与叛逆、前卫、潮流扯上什么关系。但实际上，年轻时候的坂本龙一，却是亚洲最前卫的实力派偶像人物。
最有印象的是2018年坂本龙一突然现身北京时，我的朋友圈瞬间沸腾了起来，平时那些我非常敬重的文化艺术领域的前辈，纷纷变成了追星族，激动地晒着和坂本龙一的合照，诉说自己对偶像的喜欢和崇拜。直到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他是曾经影响过一整代人的文化Icon。
1978年，26岁的坂本龙一与高桥幸宏、细野晴臣成立了先锋乐队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黄色魔术乐队）。这支被东野圭吾形容为“天才”的乐队，是电子音乐的先驱，影响了早期的嘻哈音乐和电子音乐，因为太过先锋，最初在日本没有激起很大的反响，反而是在美国先红了起来。
坂本龙一广为人知的绰号“教授”，就是他的队友高桥幸宏取的。坂本龙一从小受到正统的音乐训练，是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系研究生毕业。高桥便以他的高学历开玩笑戏称他为“教授”。随着YMO的走红，这个外号逐渐深入人心。
影片中展示了YMO早期活跃时的一些珍贵影像资料。坂本龙一在乐队中，常常饰以夸张浓艳的面部妆容，在他挑起的眉眼上有股说不出的魅惑。那个在MV中扭动身子舞蹈的少年，看起来又倔强又骄傲。后来看到《十三邀》中许知远对话坂本龙一，问了那个我也很好奇的问题，“如果你遇到了1990年代的坂本龙一，会和他成为朋友吗？”，坂本龙一有些羞涩地笑着否认，不会，因为那个刚刚获得一点点成功的年轻人太傲慢了，他非常自私，只在乎自己。
少年时期的天才，可能总是觉得自己与世界格格不入。在坂本龙一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中，他就曾写道，自己在小升初时候，调查新同学的方法，就是逢人便问“你知道披头士吗？”如果不知道的话，他就不再理会。而当他机缘巧合下听了德彪西的音乐后，还逐渐将自己与德彪西混在一起，认为自己是德彪西转世，甚至反复在笔记本上练习他的签名。
尽管YMO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他却并不喜欢这种“出名”的感觉，最终选择解散了乐队。单飞后的他很快就受到了大岛渚的参演邀请，开始走上了电影配乐的道路，此后便一边做配乐，一边钻研自己的作品。但他却认为，在为电影《遮蔽的天空》配乐之前，自己对电影配乐的理解并不深入。《遮蔽的天空》是坂本龙一与贝托鲁奇的第三次合作，为他赢得了当年美国金球奖最佳配乐奖。
《终曲》中坂本龙一透露当时合作时一个有趣的细节。临到音乐录制前夕，贝托鲁奇表示对他创作的前奏并不满意，要求他重新制作。坂本龙一以时间太过仓促，拒绝了这个请求。于是贝托鲁奇用激将法对他说道，“如果莫利康内他一定可以做到！”这成功激起了坂本龙一的好胜心，于是他很快修改了曲子，和乐队一起紧急排练。
坂本龙一回忆说，在那个时候，东京本身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的典型代表：喧闹、耀眼的电子时代和失控的资本主义。而他自己便是这种时代背景下的代表，即技术令世界的融合成为可能：他在流行、朋克、爵士和舞蹈领域工作，还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大牌人物合作。
然而，随着生命进入倒数，他对音乐的追求逐渐内化，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自然。
他说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可能是一年，可能是十年，也可能是二十年。他引用了《遮风避雨的天空》中的那段话作为结束，“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去，所以人们以为生命是一口不会干涸的井。但所有的事情都是有限的，多少个迷人的童年下午，回想起来，还是让你感到如此深沉的温柔？也许只有四五次，也许还没有。你能看到多少次满月的样子？大约20次吧，但这看起来却无穷无尽。”

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HeOofGeA0CvJPVX6zeYfwg

创作风格

日本顶级作曲家坂本龙一3月28日去世。两个月前，他刚过完自己的71岁生日。2014年，他的脖子左侧出现肿块，后被确诊为口咽癌；2020年，又被确诊罹患直肠癌。近十年时间里，数度与死神交手，2022年，他在刊登于《新潮》杂志上的文章《我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中写道：“虽然不知道在今后的人生中，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升起，但算是难得活下来了，我希望能像敬爱的巴赫和德彪西一样创作音乐，直至最后一刻。”

“德彪西转世”

坂本龙一在打捞声音。“我在把声音钓上来。”北极圈内，他笑着蹲在冰原上，小心地把录音设备由绳子吊着沉入裂缝下的流水，全球变暖使得水流声加速。他说，这是他听过最纯粹的声音。
纪录片撷取的镜头中，坂本龙一经常在收集声音：在城市的屋子里，他听雨打在不同物体上的声音——胶桶套在头上听；在森林里，他举着小棍子在各种东西上敲敲打打，收集这些声音穿过树林和风的回振；回到纽约西村的家中，他在收录的自然音的播放中开始弹琴、作曲。
Coda，音乐术语，指乐章最后段落里强调终止效果的乐段。12月16日，以此为名的坂本龙一纪录片自2017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映两年后，终于登上中国部分电影院的大银幕，中译名为《坂本龙一：终曲》。从坂本龙一2012年为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的义演开始，纪录片拍下了他在五年中的音乐创作历程和新专辑《Async》的制作过程。
上映的两天前，坂本龙一特意开通微博分享了中文自我介绍的视频，音乐人张亚东和演员李现在微博中热情表达了欢迎，这条微博的3万多转发量或许可作为坂本龙一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注脚。
钢琴家和作曲家坂本龙一以电影音乐而闻名世界，他曾因《末代皇帝》电影原声带而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坂本龙一的音乐经历过几次风格上的转变，因此他的听众中不仅有电子音乐迷，也有古典音乐迷。上世纪80年代，他也曾作为演员参演了获9项奥斯卡奖项的电影《末代皇帝》和获得金棕榈奖提名的电影《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尽管他对短暂的演员经历的自我评价是“吊儿郎当”。
“自己竟然会得癌症，我也没法相信。”纪录片中，坂本龙一一头灰银色的头发，龟纹镜框下是双温柔又有些疲惫的眼睛。接着他有点疑惑又不可置信地笑着说了句：“感觉好像开玩笑似的。”
当2014年脖子左侧出现肿块时，62岁的坂本龙一以为是衰老的迹象。经检查，他被确诊为口咽癌。在个人网站公布这个消息时，他的语调有些郁闷和疑惑——毕竟，他从40岁时就格外注意身体健康，一直都严格遵守着健康饮食。确诊后的一年，坂本龙一进行了放射治疗和康复修养，当时正创作的个人专辑也因此废弃，他拒绝了所有工作请求，唯独例外的是为亚历桑德罗·伊纳里图的2015年电影《荒野猎人》制作音乐，后来因此获得金球奖提名。
“将来不知道还能活几年，也许还能活二十年，也许能活十年，也可能只有一年。一颗心是提着的。”坂本龙一说，为了不留下遗憾，所以想创造出更多拿得出手的作品。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坂本龙一就是最受西方欢迎的日本音乐家之一，在东亚地区也有广大的乐迷群体。最初，他是合成流行音乐先驱YMO乐队的创始成员。1979年10月，刚发完第二张专辑的YMO开始世界巡演，并因此步入了全球成名时期，迈克尔·杰克逊曾翻唱过他的歌曲。
当时的YMO乐队一度被视为日本文化输出的代表，这让坂本龙一感受到背负国家期待时的沉重。他感到不适并选择回避，甚至在伦敦时还想着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经历：当年夏目漱石作为国家派到伦敦学习英语的代表，在度过两年左右的抑郁生活后就回了国。以备受敬仰的夏目先生来自拟，坂本有点惭愧：“拿自己与夏目漱石相提并论是太夸张了一点。”
“有段时间，我甚至真的有点相信自己就是德彪西转世。”坂本龙一在2017年的自传《音乐即自由》中写道。从小学习古典音乐的他在初中接触到德彪西的音乐后，一度由于太过着迷而渐渐认为自己就是生活在20世纪初的法国作曲家德彪西的转世，甚至心想：自己为什么住在这种地方？又为何是说着日文？他常在笔记本上练习德彪西的签名“Claude Debussy”。
然而，坂本龙一最受瞩目的还是他在《末代皇帝》和《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这两部电影中的配乐创作，这些乐曲中东亚旋律与西方乐器和谐相处，共同为电影营造了悲伤而激昂的氛围，也同时获得了东亚和西方的赞赏。坂本龙一的音乐让人联想到德彪西乐曲中的东方主义，但他却从相反方向来构思，也经常制作成流行音乐。
西洋音乐的历史与坂本龙一的个人生涯相互交错。小学时，他迷上了巴赫，接着又陆续喜欢上贝多芬、德彪西，以及所谓的现代音乐，这让他觉得“像是一路跟着时代变迁听这些西洋音乐”。到了20世纪60年代快结束时，他又逐渐爱上了与他出现在同一个时代的音乐，比如披头士等。
“这也代表着我自己与这些音乐家感受到的问题能够达成一致了。”他写道。

解构

1986年，电影《末代皇帝》开拍。坂本龙一饰演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司长甘粕正彦。到达拍片现场当天，他与饰演溥仪的尊龙第一次见面，当时其他演员已经拍摄了三个月并完全投入角色中。尊龙对他说：“你是日本派来的幕后黑手甘粕，是我的敌人，片子没拍完，我不会和你说话。”
“我当时是带着吊儿郎当的心情去的，所以被他的话吓了一跳，心想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坂本后来回忆道，自己还是成天说笑、态度轻浮。甘粕有场重要的戏是要对溥仪说：“你只不过是个傀儡，是我们日本的玩偶。”开拍之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特意来警告他：“一星期后要拍这一场戏，你在那以前都不准笑，去想想天照大神。”
然而剧本中有一幕剧情让坂本无法接受，即服毒而死的甘粕正彦在剧中切腹而死。坂本对切腹的情节设置感到反感，拼命说服导演，最后表示：“是要选择切腹？还是要选我？如果要留下切腹的剧情，我就马上回日本。”这让贝托鲁奇伤透了脑筋，最后把剧情改成甘粕举枪自尽。而也因为剧情需要，坂本需要怒吼出“Asia belong to us”的台词。“虽说是演戏，要说出这样的台词还是感到相当为难。”他回忆道，当时导演不断喊“咔”，他则不断吼着这一句。
对坂本而言，这次电影拍摄的特殊之处是带他回溯了父亲的战争体验。剧组辗转北京、大连、长春三地拍摄，拍的是上世纪初的日本侵华战争内容，而在北京拍摄时是租下了货真价实的紫禁城，移到长春后则是借用了伪满洲国皇帝实际居住的宫殿，而大连也是他的父亲在学生兵动员时期曾短暂驻扎的地方。
坂本龙一的父亲坂本一龟是与野间宏、高桥和巳等许多作家共事的文学编辑，思想比较自由开放，但因曾被征召打仗而在陆军培养出了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比如常用命令军人的口吻对家人大吼“报纸给我拿来！”对此感到可怕的坂本一度不主动跟父亲说话，父亲如果有事情要和他说，也是通过母亲来转述。但是，“我明明在父亲面前一声也不敢吭，却因为太过兴奋，硬是将他拉到音响前，放披头士的唱片给他听。”
人生中首次察觉到自己喜爱音乐、主动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则到了初中阶段。上初中后，坂本龙一曾经因为加入广受欢迎的篮球队而放弃了音乐。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坂本完全不上钢琴课和作曲课，他忽然感觉到体内缺少了什么，这时才意识到音乐对自己的重要性。
再重新开始学音乐时，初中生坂本龙一登门拜访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向他们道歉，并拜托老师们让他回来上课。为专心学音乐而退出篮球队时，坂本龙一还被队长带到走廊尽头暗处狠狠揍了一顿。以前作曲时，坂本龙一就像写数学练习题一般花一个晚上写完上交。但从这之后，坂本龙一开始认真地全心投入学习作曲。
高中后，坂本龙一的人生才开始有了起伏，他考上高中的那年（1967），日本刚好爆发了两场学生抗争运动。当时刚好是自由爵士正要成形的时候。高中生坂本龙一把时间拿来听音乐、读课外书，其他时间不是和女友约会，就是去参加示威游行活动，虽然每天都在逃课，却忙得不行。
在当时学运分子聚集的咖啡店里，如果要搭讪女孩子，坂本龙一通常都是聊政治：“越南现在发生的事，你的看法如何？”一问之下，对方便会回答：“我觉得战争是不对的事。”然后他就约对方一起去示威游行：“我赞成你的看法，我们明天一起去游行吧！”游行时坂本则体贴地保护女孩子，让她尽量站在队伍中间，不要被警方的机动队打到。
高中生活的尾声阶段也正值“解构的年代”，坂本龙一投身于学生运动，“试图瓦解学校与社会的制度”，在他看来，同时代的作曲家也正运用极端形式力图打破现有的音乐制度与结构。当时的他一直思考，西洋音乐已经发展到了极致，人们必须从传统音乐的束缚中让听觉获得解放。
“我觉得自己当时感受到的问题，至今依然没有什么改变，坂本龙一的原型或许在此时已经悄然形成了。”他回忆道。

沉默的必要

“感觉好像一架钢琴淹死后的遗骸。”纪录片的开头，2012年的日本东北部宫城县，坂本龙一说——他所乘的车辆在“3·11地震”的灾区上摇摇晃晃前进。他所说的这架在海啸中泡在水里的钢琴已经走音，一些琴键按下后无法回弹。
对于这架走音的钢琴，坂本讲到了钢琴的制造过程，他解释着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如何通过将文明强加于自然来使钢琴发出美妙的乐音成为可能。“我们人类说这（钢琴走音）不合时宜，但这并不完全准确。”当乐器的调音出现问题时，他表示“它正在努力恢复自然状态”。
纪录片中，在分析俄罗斯导演安德烈·塔科夫斯基1972年的科幻悬疑片《索拉里斯》中对巴赫的乐曲、水声、风声和脚步声的使用时，坂本龙一显得尤其热情。塔科夫斯基电影蕴藏的丰富音乐世界让他着迷，接下来，他在创作的专辑中也试着用电影思维来思考，尝试做出电影配乐般的音乐。
“我从龙一学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音乐中保持沉默的重要性。”与坂本龙一合作的年轻的奥地利电子与声音实验音乐人Christian Fennesz曾说：“没有两个人能比龙一在两个音调之间留出这么多的空间。”
工业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以及坂本龙一对两者的拥抱都贯穿于这部纪录片。然而，纪录片的开场用了长达12分钟来展示“3·11地震”后福岛核泄漏事故的相关活动。“比起艺术性和音乐性，更多的政治性。”坂本龙一曾在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这样评价这段开头。
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震级为9.0级的地震，坂本龙一在纽约市举办公益音乐会。因为地震引发的福岛核泄漏等次生灾害还在继续，当时许多在海外的日本艺术家都回到日本，进行筹款和募捐活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中，坂本龙一在反对重启核电站大型集会上“不能为了用电，就把生命暴露在危险之中”的发言在日本一度引发指责。
“总觉得无论我们说什么，上头的人都听不见。最终又回归沉默，日本人已经沉默四十多年了。”纪录片中，坂本龙一说，“不管是核电站事故和灾区的一些问题，还是灾后日本的政治状况、社会情况，全都每况愈下……如果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我会感到非常压抑。我做不到视而不见。”
他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关注环境问题。“当时意识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但是什么东西怎么样不行，还不清楚。但作为艺术工作者和音乐家，会有一种单纯的敏感。环境不会自行毁灭的，而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所以我们要去修复，当然也有方法去阻止，因此我就要开始表明这种担忧。”坂本龙一在1999年创作的歌剧《生命》中表达了对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反思，他也反对恐怖袭击、种族歧视，反对战争。
“我觉得世界上有各种分团组织，有各种隔阂，还有差距，南北差距，当然还有贫富差距、武器军事的差距，为什么要把这些差距看作是消灭的对象呢？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讲理、各种分歧存在。”他说。
2001年，“9·11事件”发生的早上，住在纽约西村的坂本龙一听到了“咚”的声音，他一出门，看到每天都见到的双子塔在他面前燃烧。燃烧的双子塔前飞过好几只鸟。他记得，“这一刻我对自然和人造物大火的对立充满了兴趣，鸟儿为什么能够若无其事飞过呢？”
接着一周，曼哈顿的音乐等一切声音都消失了。一周后，他走到纽约联合广场上，看到一些年轻人用吉他弹奏《昨日重现》，他才想起自己已经七天没有听过音乐了。“可见音乐文化只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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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感悟

“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身体也是。”
“我们必须像老子一样接受这个自然过程。这是很艰难的事情，也许我到生命最后一刻也还无法接受，但我希望我能做到。”
我突然很感慨，也许道家，是所有东方艺术家们共同的救赎。要想面对生命的很多严重危害的不确定性，用艺术视角、旁观视角、创作者视角去面对、去参与、去沉浸、去脱俗，有效性才能持久一点。
对于现代人来说，有自己的超脱、超越心态和思想，再加上用具体方法实时治愈，该是很好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现在的人们背负了各种现实的苦痛，内心会因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原因而抑郁，不知道用什么手段去缓解。其实任何现实的手段，比如，用钱覆盖爱，用新爱填充旧爱，润、躺、卷，都没什么永恒性。人们应该习得一些超脱性，就是对俗世的一切，都没有那么在意，我们要知道，情绪、情感、钱财甚至身体健康，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
我本来这周要写的是爱比克泰德，就是说那句著名的“我们登上并非我们所选择的舞台，演绎并非我们所选择的剧本”的哲人。他说，人有三类东西是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第一个就是身体，“只要有使用身体的地方或有身体参与的地方，没有东西是你自己的”；第二个就是财产、事业、身份等等；第三个就是痛苦和快乐……
再配合看最近各短视频里流行的那段法国舞者尤安尼·布尔热瓦的行为艺术来阐释——不断攀爬阶梯，又下坠，再原地弹起，再落下……数次循环。即便到达自己的巅峰，依然可坠落，后面可能再也弹跳不起，但还是在挣扎着想要弹起。网友们说，“像极了人生，跌跌撞撞，起起伏伏，就是不能躺平”。
还有一句话最近也很流行，是罗翔的——“务必请你，一而再，再而三，三而不竭，千次万次，毫不犹豫地，救自己于这世间水火。”
苏东坡说，“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自己的独立不移的、能容纳新意的精神空间和自然空间，是如此必要。我们的救赎，也许，存在于那些高于俗世生活的各种形式里。
“Ars longa， vita brevis.”
它的意思是，“艺术很长，而生命短暂。”或者说是，“生命转瞬，而艺术绵长。”
人生就是一场经历，你有多少财富，多少刻骨铭心，都会化作一缕烟云。倒不如发生什么，随时不辞辛苦地感受着、创造着、超越着。那样的人生张力，就不限于那些起起伏伏，那些绝地逢生。
我总觉得，一个人要自己独立度过最幽暗的岁月，才能真的无畏，才能即使返回去同类困境，依然那么坚定地要获得救赎，而不是“死灰吹不起”。一个人没有援助，只身一人度过至暗时刻，他才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人生的张力，就是你的全部力量的跨度和呈现，没有低谷高峰，怎么有张力呢？
于是，某天早晨，我听着坂本龙一的音乐，开始阅读他的很多资料，然后边看边写，这就是我的一种写作生活叙事。
艺术大部分都是为了治愈。人常常不安，常常难过，常常不知足，常常得病，所以需要总是安慰，偶尔治愈。人间的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不可逆转，唯一可以转变的就是自己的心境和心态，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大家对坂本龙一熟知的是《The Last Emperor》《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Rain》等等音乐。其实，坂本龙一的音乐一直在想着怎么让别人好过一点，松弛一点，简单宁静平和一点，但里面又好像蕴含了很多内容，你可以轻易地获得力量，这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高强度的心理处理过程，你能获得多松弛的力量，他就需要多么复杂的艺术处理。
1997年6月，因为父亲病危住院，坂本龙一为父亲创作了第一首关于治愈的音乐，以便让父亲可以在透析的三个小时里一直听，缓解焦虑和疼痛。他追求松弛、放空、删繁就简，就这样，好像把生活中的千头万绪也都一并整理了。他曾经研究音乐疗法，但觉得现存的疗法里，加入了很多知性和方法技巧的东西后，就失去了灵魂。他想，自己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1999年，他上演歌剧《LIFE》（《生命》），其隐藏主题就是“共生”。所谓共生，大概就是与希望同在，朝着更好的方向、正向的认知世界的方向去。
2005年，他开始写博客，关注地球变暖、环境保护、原住民、新农村、语言与诗歌、大象、极端气候、万物有灵的神话等等。一个创作者，必须一直开门，开各种各样的门，吸纳各种各样的素材，加入他的“艺术处理内心工厂”。
生命，是流动的，不可见，不可闻。我们无法找到它确切的“始终”，无法预测，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生离死别，多少考验，多少绝望，但依然可以探索它，接近它的本质和真相。
坂本龙一说：“一旦记忆淡去消逝，可能就此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彻底消失无踪，但是只要一谱写成歌曲，就可能成为民族或世代的共有记忆，不断流传下去，将事情从个人体验中抽离而出，实际留存在音乐世界中，就能借此跨越时空的限制，逐渐与他人共有，音乐正具备这样的力量。”
我一直研究的是，古人今人，各种各样的人，在最艰难和迷茫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如何把最难的时光度过去，就靠自己度过去，甚至可以幸运地获得终身免疫的能力。一个人要在最难的时候，静心寻找那万分之一的潜在机会，如果找不到，就无法熬过那漫长而艰辛的盘旋。
我最近认识了一个帮我妈妈治疗关节的坚韧的女人，一个前辈。她的人生真的极富张力，在上海隐居田园，有一块地儿，自己耕作，但可以摇身一变马上成为帮硬科技企业做服务的顾问、女企业家，很多人都敬她服她。她还是几个月大的婴儿的时候，父亲去世，从9岁开始就在法庭上看着亲人们争夺本属于她一个人的房产，而她反而成了被告。后来她再三遭遇了至亲的离开，独自一个人闯荡深圳。到了中年，丈夫车祸，她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四五年间都在度过这场巨大的新危机。
最后，她都扛过去，现在，她已经获得了各种各样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以及真正乐观豁达的心态。
就像坂本龙一说的：“救赎”不该是一个抽象的东西，而应该当作一件具体的、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
一个人内心要非常笃定，笃定这辈子，到底为什么坚守，他才有随时救赎自己的能力。
坂本龙一热爱钢琴。他3岁就接触了钢琴，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坚定了钢琴是他毕生所愿，就没再变过。人最终是要忠实于自己。
按照他的自传《音乐使人自由》里提及，他是在东京世田谷区的自由学园附属幼儿园首次接触钢琴，他回忆当时的情形，幼儿园都是自己去上学的，那时候很普遍。现在的孩子，大学了还在接送。真是感慨。
他的父亲是九州岛人，是个编辑，母亲呢，出身于东京，是帽子设计师，想法很前卫，所以把他放到了这个有趣的私立幼儿园，而不是去读公立的。他当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幼儿园有任务，每个小朋友要轮流照顾一只小白兔，然后还要把这件事变成一首歌。所以创作这件事，他三四岁时就开始懵懵懂懂领会了。
他读的小学也很远，所以，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单一而自由。到了小学，母亲让他系统地学习钢琴，找了德山寿子老师，这个女人的人生也极富张力，尽管丈夫早逝，但还是活得很乐观。
坂本龙一迷上巴赫。他的精神空间是相对纯净的，他经常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也没有什么压力，只是自由和玩乐。母亲的选择，让他可以不为升学而努力，因为祖师古小学的金泽校长理念前卫，觉得学生读书在学校读就行了，放学应该尽情玩。
德山寿子老师后来建议他去学作曲，于是找了艺术大学作曲系老师松本民之助。他的学习从来没有间断过，除了有一次，为了打篮球，停止学音乐三个月，他觉得自己身体里好像少了什么。只有失去过，才知道自己珍惜什么，幸好，他重新回到让他生命感完整的领域中去了。
对人必须忠实于自己，才能更长久。日本艺术家们都很忠实于自己，妹尾河童先生坚持了25年陶艺，那是多么孤独、长久的过程，也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快乐过程；设计师代岛法子，原来是无印良品的高层，辞职后六年只做碗型器，永远只有黑白两色；山本耀司，365天都想做服装；插花大师大坪光泉说，中日插花比起来，日本人取悦自己的属性更强……
2014年查出第一个癌症时，坂本龙一本来打算停止一切工作，但才过了一年他又开始闲不下来，也许音乐工作也是为了取悦自己。他开始说要与癌共生。
他开始通过正骨来提高免疫，不再使用来源于石油的肥皂清洁身体，他还定期断食，向动物学习本能地去和自己的身体相处。但人生呐，身体最不由自己控制，再好的养生和治愈，都有很多随机性在影响在改变。人生有时候，必须有那么一段时间倾尽悲凉。凉透了，还得起来继续创作生命还在流淌的曲子。
他的传记译者评价道：“他不断打破癌症患者的定义，不断尝试新鲜事物，不断突破对于音乐、对于人生的边界。他曾说，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能将自己不定形的状态保持到最后，从音乐人到思想家，到环保斗士，甚至到病人。他仿佛是一位修行者，不断地经历着重复着‘守、破、离’，并最终回到最简单也最纯粹的‘人’的身份……”
大的命运，大的环境，大的概念，大的理想都太大了。我们只能在确切的人生事件里，有自己的底气，如果理想状态存在不了现实之中，那就给它新的地儿（Arcadia，世外桃源），然后全心全意专注着。有底气有方案，确切地面对具体的事情，而不是虚妄的概念，尊重周期、规律、大道和自然。

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k8bv-x_UyEaWQ9ldruHPdA

书写有益，思考尤佳。明达有益，忍耐尤佳。每一个生命都不可摧毁，每一个瞬间都永恒长存。
一个真正的探索者，一个真正想有所发现的人，是不可能接受什么学说的。可是这个人一经有所发现，却可以称许任何学说、任何道路、任何目标，什么也不能再把他与生活在永恒中的、呼吸着神的气息的千千万万人分隔开来。

读书笔记节选 - 图文版：点击预览

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惟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 《圣经 - 申命记 - 32:20》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 《圣经 - 腓立比书 - 3:19》

在中国女人的不幸就是社会的不幸。由于人只能是文化的存在物，一定的文化环境必然造就一定的文化心理，并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中国的女人不能指望男人，中国的男人却往往要指望女人。比方说，仗打败了，便叫女人去和亲……总之都是女人的责任，男人一点过错也没有
— 易中天《中国的男人和女人》

通过贫穷，意志薄弱的人会变得无耻卑微，意志坚强的人会变得超凡脱俗。贫穷是一个熔炉，每当命运需要一个坏蛋或一个神人，就把一个人投进去，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撕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
— 1862年 维克多·雨果《悲惨世界》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
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 414年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

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从马克思的异化到福柯的“全景敞式监狱”，再到鲍德里亚的《拟像和仿真》，人成为意识形态机器的附庸。而在现代大众传媒和互联网制造的模拟现实早已取代了现实。人的精神活在拟像中，你以为自主的选择，其实是算法和审查的操纵。人们从《1984》的强制束缚到了《美丽新世界》中沉溺于感官刺激、庸俗娱乐的“幸福”奴役。许多人已然适应和上瘾，甚至转而捍卫它，宁愿活在虚假的声色犬马中，也不愿面对现实的荒漠。

现在的小孩，从出生开始就满足于做个袖手旁观的人，而我们习惯做创造者。现在的年轻人不再熟悉材料，也很少使用，所有的东西都是机械的、城市化的，孩子们在长大的过程中不亲近燃烧的火、鲜活的流水和土壤。但厌恶会导向爱：他们也许转个圈还是会回到传统。而漠不关心更可怕。
— 1956年 伊萨克·迪内森

当一个人开始思考，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他甚至不属于人类，他成为另一种存在。人类生命的悖论在于人总想要“是”什么，却终究只是“存在”着。用梭罗的话说：芸芸众生都过着一种默默绝望的生活。你将强烈地意识到生命中最习以为常的事物都终会消失，萨特认为生命可以被文字的圈套捕捉，而我总觉得文字不是生命本身，只是生命的复制品，某个已经死掉的东西的复制品。

凡事不可苟且
而于饮食尤甚

白日不到处
青春恰自来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
— 1764年 袁牧《苔》

“但当一包现银塞在怀中，沉垫垫地觉得安心，喜欢的时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 苏轼人生三界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
— 艾青《我爱这土地》

在根本处
也正是在那最深奥
最重要的事物上
我们是无名的孤单
若是尘世把你忘记
就向静止的地说：我流
向流动的水说：我在
— 1903年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西方是经济支配的社会，西方的权力为经济发展服务，而在中国，权力是超经济的，是指挥经济的。这是中国和西方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批评不自由
赞美无意义

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
— 赖内·马利亚·里尔克

亚细亚的孩子哭泣
脸上有红色的污泥
眼中有白色的恐惧

人执迷的一切将决定自己的命运
人一生只能拍一部电影
只能写一本书

颜若可驻醉流霞，忘了青春，误了青春
铭诸肺腑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
樟望乡还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光阴负我终相遇，情终自由，心终自由
—《一剪梅·青春之光》仿唐寅诗作

【袁帝遗诏，习不为常】
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 1916年6月6日 袁世凯

农不出则乏其食
工不出则乏其事
商不出则三宝绝
虞不出则财匮少
—《史记·货殖列传》

陋室卧听萧萧叶，疑是民间疾苦声
老翁老妇相对哭，天明起火无粒粟
入世吟成猛虎行，我今履尾亦心惊
愿无苛政伤民隐，白额南山患自平

天可度，地可量
唯有人心不可防
但见丹诚赤如血
谁知伪言巧似簧
— 唐·白居易

春申君等党代会三步成尸：
四月之声➡️哀鸿遍野➡️饮鸩止渴

失去的自由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牙疼，但要时刻自省从自己的齿痛中探出头来。怎样把人变成统治的奴隶呢？首先要他放弃自己的思想自由，接管他的精神生活；然后要在最大限度上压抑他的生理需求，把正当的生活需求、精神需求，说成是不必要的，甚至有罪的

一根棉签搅动华夏诸喉
三寸试管探明人性阴暗

眼不明观不见花花美景
看不见紫禁城文武公卿

卡夫卡的《城堡》与加缪的遗作《第一个人》和王小波的遗作《黑铁时代》同为未完成的同类巨著。卡夫卡的遗作是《中国长城修建时》和《绝食表演者》，现在看就是对现实的预言，这就是文学的价值

被羊群本能吞噬的人，都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总有少数人能够观察、推理并未雨绸缪，从而逃离时代的洪流。

嘲笑灾难就是对生命的亵渎。正如《浮士德》中梅非斯托的人生哲学是虚无主义，处世哲学是利己主义的。既然认定“消逝与本无完全一致”，对人对己自然也就不必负责任。完全丧失了主体意识，完全抛弃了社会责任感，一切以利己为终极目的，这种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是绝无仅有的。

对孩子最有用的教育，就是让他们看见你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除此之外，都不重要。追求改变，无惧犯错，反复调整，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风格为止。我们的家训是：冒险而审慎地生活。
— 奶奶👵 梅耶·马斯克《人生由我》

你是挣不脱的夸父
飞不起来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轮回
从曙到暮
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
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
— 余光中《向日葵》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 1997年 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孤独和恐惧之火
世界在烹煮穷困
我沉默了太久
于是话语从我的四肢迸发
我的话语始于
描画了石头面孔的静默
孤独
并非因为我孑然一人
而是因为我泯然众人
你该走进黑暗的脉搏
以便更好地预知光明
闪亮地生活，创作一首诗
前行，增加大地的宽广
— 1958年 阿多尼斯《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

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人们的眼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愤怒的葡萄充塞着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成长起来，结得沉甸甸的，准备着收获期的到临。
— 1939年 约翰·斯坦贝克

人类是否可以这样转变，变得忘记自由的渴望、尊严、完整性、爱——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
— 1949年 乔治·奥威尔《一九八四》

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
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
— 1945年 刘少奇《论党》

我的青春不过是一阵阴郁的雷雨而已
虽然到处也曾有灿烂的阳光射来
但惊雷与骤雨造成如此深重的灾害
我的园中鲜红的果实早已所剩无几
而今我居然已向思想之秋靠拢
我得拿起铲锹和耙子
去重新收拾被淹没的田地
洪水在那里竟冲出深如墓穴的窟窿
— 1857年 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 1765年 郑燮《竹石》

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
— 1032年 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

对于外部的情况，真正重要的不是趋势，而是趋势的转变。趋势的转变才是决定一个机构及其努力的成败关键。对这种转变，必须要有所觉察，转变是无法计量、无法界定、无法分类的
— 1966年 彼得·德鲁克

把个人变成行使职能者和统治机器上赤裸裸的齿轮从而对其去人格化，是极权统治机器的本质，大概也是每一套官僚制度的天性。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

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
— 1987年 巴金《随想录》作于上海

现代人日益退出公共领域是极权主义兴起的关键原因。绝大多数人都不是“坏人”，但因为无知、执念、盲从、惯性、短视以及潜规则的绑架，终于成了平庸之坏、平庸之恶。而这无数的平庸之恶千丝万缕地交织起来，就形成了一张大网，把所有人网在里面，成为牢笼。

缺乏理性的想象只是幻想，而缺乏想象的理性很乏味。物质扭曲了我们对永恒者的观看，这足以让人悲伤，也足以令人惊异。我们的想象力还嫌不足，或者它并不愿意致力于此：让我们在死亡投下的光中见识凡尘中人

冒险而审慎地生活
21岁意味再世为人

“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

举秀才，不知书
举孝廉，父别居
寒素清白浊如泥
高第良将怯如鸡
— 汉 • 桓灵童谣

你知道，空间无穷尽
你知道，你不需要飞
你知道，你眼睛里所铭刻的
深化了我们的深度
— 1945年 保罗·策兰《死亡赋格》

如猛虎卧荒丘
潜伏爪牙忍受

在一切道德品质之中，善良的本性在世界上是最需要的。人生而无知，但是并不愚蠢，是教育使人愚蠢。言论自由只有在政府认为它自身安全的时候才存在。爱国就是为一些很无聊的理由去杀人或被杀。不用盲目地崇拜任何权威，因为你总能找到相反的权威。恐惧是迷信的根源，也是造成残忍的主要原因之一。 智慧始于征服恐惧。我们面临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即教育已经成为智慧和自由思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梅边春意未全回
淡日微风暗里催
长叹人间发易华
暗将心事许烟霞

这是人们会说起的一年
这是人们说起就沉默的一年
老人看着年轻人死去
傻瓜看着聪明人死去
大地不再生产，它吞噬
天空不下雨，只下铁
— 1940年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致后代》

人毕竟是要活着的，并且应该幸福地活着。腐肉挖去，新的细胞会生起来。我们要有新的血，新的生命。刚刚冬天过去了，金光射着田野里每一棵临风抖擞的小草，死了的人们为什么不再生起来！我们要的是太阳，是春日，是充满了欢笑的好生活，虽然目前是一片混乱
— 1935年 曹禺《日出》

一颗螺丝掉在地上
在这个加班的夜晚
垂直降落，轻轻一响
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就像在此之前
某个相同的夜晚
有个人掉在地上
— 许立志《新的一天》

Men are cruel
独夫们是残暴的
but Man is kind
但人民却是善良的
— 1916年 泰戈尔《飞鸟集》

“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好像只要写上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就已完成。至于服不服务，那是极其次要的事情了
— 1998年 季羡林《牛棚杂忆》

人类忍受灾难和痛苦的能力，简直是没有底儿的，简直是神秘莫测的。动物在吃人或其他动物时，张嘴就吃，绝不会像人这样，先讲上一通大道理，反复解释你为什么必须被吃，而吃人者又有多少伟大的道理，必须吃人。人禽之辨，也就是禽兽与人的区别，就在这里。时间是毫不留情的，它真使人在自己制造的镜子里照见自己的真相！
— 1998年 季羡林《牛棚杂忆》

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民贫乐岁尚艰食
道丧异端方肆行
党祸本从名辈出
弊端常向盛时生
— （宋）陆游《书感》

“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会像这里的人那样因为生活的喧闹而失聪——人们一个接一个陷入沉默，因为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那噪声盖过了人们的思考，以及上千万人的意识……”

向黑暗坠落 罪懦无境
沉入死荫之谷
凝视 深渊
向无尽跃进 阅尽怀念
沁入光明之镜
直面 骄阳

造物者之心愈老而愈辣，斯所操之术乃愈出而愈巧。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绝对的权力往往滋生绝对的腐败

所谓权力，实质就是在说不清楚的情况下由谁来拍板决策的问题。权力一定会向个人集中，这种权力的自然集中可能会造成专权和腐败。权力和责任又高度个人化，上级在提拔下级时，除考虑工作能力外，关键岗位上都要尽量安排信得过的人

万家墨面没蒿莱
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
于无声处听惊雷
— 1934年 周树人

从公司到社会，一个能从各个阶层汲取各种智慧的社会，比那些只用预先筛选出的少数人的智慧来决定命运的社会具有更大的优势。一个只有世袭或党员才能做出重大决策的社会，是一个抛弃了大多数人的知识、洞察力和天赋的社会。在政治上，价格管制通常是“快速修复”通货膨胀的一种诱人的手段，实施起来也比削减政府自己的开支更加容易，而政府开支往往才是通货膨胀的幕后推手。

“政治动荡造成的最为深刻的影响不是对农民生计的影响，而是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没有安全感的阴影。即使是在间歇出现的和平时期，人们基于过去经历和对脆弱的政治体系的认知，所产生的对暴力的恐惧感，会阻止他们进行投资……”

掌权者为了解决由于缺乏法治、言论自由和选举所带来的信息失真问题，会鼓励下属进行争宠竞赛，即通过有效的方式激励下属向自己发出可置信的忠诚信号，以完成对忠诚的甄别。现有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执政党要实现自上而下的对人事任命等权力的控制，恰恰不能完全依赖于那些完全客观和定义清晰的经济指标。如果严格按照这种客观经济指标进行晋升竞赛，实际上反而会极大损害上级政府（中央政府）对下级（地方官员）的控制。

诗是一种对世界的感受，是一种看待现实的特殊方式。艺术的目的是为人的死亡作准备，开垦并耕作人的灵魂，令其向善。想起赫尔曼·黑塞那句令人忧伤的名言：诗人可以是天生的，但不可能是后来培养的。
— 1983年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山河如画，人生艰辛，满目都是挤挤撞撞的人群。每个人都在被生活押解，步履匆匆，而最后到底去往哪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这个遍地流金的时代里的普遍图景。在不幸面前，谁都是渺小的。人的不幸，有一部分来自人的同类。所谓的坚强，不过是真正的不幸没有降临在自己头上。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来没有沮丧过……”

我偏爱写生活的荒谬
胜过不写生活的荒谬

当精英一面代表大多数的利益行动，一面又将大众视为不够理性、不够道德、不够睿智的人时，即便是最高尚的意图，也有可能遭到严重的腐化。讽刺的是，这样的精英完全会赞同你沉迷手机，因为在国家控制之下，手机能够方便地被用作监视你的工具

风在吹，雪在飞
老鸦冒着风雪归
飞不前，也要飞
饿坏孩儿娘的罪
— 1917年 胡适

后真相（形容词）：……意指一种情景，在这样的情景中，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比诉诸客观真相更能影响公众意见。
——《牛津英文词典》

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也就是与外界不发生任何能量传递和物质交换的系统的熵永远不会减少。封闭的系统必然会越来越紊乱、涣散、无用、无效，直到陷入一种沉寂、单调的平衡状态，并一直保持这种状态

官僚体系的存在是为专制集权服务的，但是一旦出现，它本身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具有自我保护、自我繁殖的特点。官僚机构总是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实现权力寻租，倾向于机构不断扩张，表现在官员数量上只能增不能减，既得利益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这些特点导致的结果是行政效率不断降低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踟蹰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作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 （元）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

我赤手空拳，身无分文，惟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既无装备，又无工具，我全心全意投身于使我彻底获救的事业。如果我把不现实的救世观念束之高阁，还剩什么呢？赤条条的一个人，无别于任何人，具有任何人的价值，不比任何人高明
— 1939年 让-保罗·萨特《墙》

市场是一个以经济效率决定创造性个体及其行为惯例的动态过程。如果一个社会的规则和法律能使个人利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无须每个人统一追求某个集中权威决定的计划，则该社会从经济上说就是有效率的。而一切活动的核心是个人的行动、决策、价值和知识。
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而自由的对立物是极权。专制极权组织只有压力风险型的决策，即猛“学大寨”，专搞“大跃进”，求亩产“万斤”，将“万元户”定为“政治”指标，不过是东施效颦，竭泽而渔，倒行逆施，人心向背。
— 记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逝世三十周年

人生四有：
在脆弱中有坚强
在简单中有深刻
在淳朴中有繁缛
在平淡中有浓烈

文化对社会伤痛的记忆远比一般人心要长久，这正是一般人心的缺点，也是文化的优点。文化靠了这种不一般的记忆向社会提供反思的思想力。阻止文化保留此种记忆，文化于是也郁闷。而郁闷的文化会渐限于自我麻醉、自我游戏、自我阉割，了无生气而又自适，最终完全彻底地放弃自身应有的一概自觉性，甘于一味在极端商业化的泥淖打滚或在官场周边争风吃醋……
— 梁晓声《忐忑的中国人》

人生四然：
来是偶然
去是必然
尽其当然
顺其自然

空闲的时候，我就站到窗口，看着外面的大街，有时候会呆呆地看上一两个小时。后来有一天，我在看着大街的时候，心里突然涌上了一股悲凉，我想到自己将会一辈子看着这条大街，我突然感到没有了前途。就是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 1996年 余华

皇城三月尚飞雪
乌东之南花未烂
民困北风千万里
珞珈花海春疫寒

“过去的炊烟，从农舍的屋顶出发，缓慢地汇入到傍晚宁静的霞光里。田野在细雨中的影像最为感人，那时候它不再空旷，弥漫开来的雾气让人十分温暖。土地给予我，一个孩子的最初的礼物。它向我敞开胸膛，让我在上面游荡时感到踏实，感到它时刻都在支撑着我…”

醒，是梦中往外跳伞
摆脱令人窒息的旋涡
漫游者向早晨绿色的地带降落

当逻辑消亡
泥土的秘密透过目光生长
血在阳光下暴涨
黎明停摆在荒地之上

自从厌倦了求素
我便学会了看见
自从一种风向和我对着干
我便乘所有的风扬帆
— 弗里德里希・尼采《我的幸福》

人总有逃离的愿望，要去的远方未知而没有边界，我们称之为自由。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早晨，时候到了人会自己醒来。心地才是最远的荒地，很少有人一辈子种好它。在黑暗中，话语的力量会翻倍。死人靠世人的评价而活，活人靠爱而活。人什么都做不了。除了抱怨，除了变得更好。

当我们觉得“真理之灯”在手，自信满满地前行时，很可能，我们的眼睛是瞎的，你走的路，也是错的。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偏见，一种没有明显依据的易变的观点。基于错误和顽固的概括而形成的憎恶感。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它可能根源于情绪性的联想，根源于行为辩解的需要，或者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的负性信念。刻板印象就是概括。为了简化世界

寒夜，八岁孩，悬于死荫之谷，冥曰：
“偷生借死，尽饮人苦，以神迹偿！”
神许之，订契约，遂跃上
二十五年，历三死，今未绝

“我变得粗俗了。她写道，我丧失了很多批判精神，也失去了细腻的情感。体制取得了胜利。”

我就是我
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
一如每个偶然
我们未经演练便出生
也将无机会排练死亡

你消磨了岁月
岁月也消磨了你
你至今没有写出诗
一切事物都是某种文字的单词
冥冥中有人不分昼夜
用这种文字写出无穷喧嚣
那就是世界的历史

我听见斧头已经开花
我听见那地方的名字说不出来
我听见他们把生命称作
我们唯一的庇护所
— 保罗·策兰

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

陀思妥耶夫斯基患有癫痫病，福楼拜也是，人们普遍相信开给他的药影响了他的写作。这让我想起一种说法，即身体上的缺陷和童年时代的苦难经历乃是创作天分的决定性因素。照这种说法，拜伦若不是畸形足，决不会成为诗人，狄更斯若不是在炭粉厂呆过几个星期，断不会成为小说家。在我看来这简直是胡扯

“回首往事时不难发现，我们对于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的了解远非直截了当。关于外部环境的信息来得或快或慢，但只要我们认准了自己头脑中那幅图景是真实的，就一定会将这幅图景等同于外部环境本身。我们很难对加诸自己头脑并影响自己行为的那些信念进行反思，却又总是自以为是地嘲笑其他民族或其他时代的人所迷信的世界图景是多么荒诞不经。”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任何人的死亡使我有所缺损
因为我与人类难解难分
所以千万不必去打听
丧钟为谁而鸣
丧钟为你而鸣
— 1623年 约翰·堂恩

任凭推推搡搡，我站立着，我是我自己，
我开心，得意，怜悯，悠闲，独立，
俯视，直立，或者弯起一条胳膊搭在无形而又确凿的架子上，
歪着脑袋好奇地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既在局中又在局外，观望着，猜想着。
— 1856年 沃尔特·惠特曼

“人类是循规蹈矩的生物，生来就倾向于遵守身边的社会规则，并以超越的意义和价值来加固那些规则。周围环境改变时，便会出现新的挑战，现存制度与即时需求便会发生断裂。既得利益者会起而捍卫现存制度，反对任何基本变化。”

我坐着
观望世界上所有的忧患
所有的压迫和耻辱.…….
看着 听着
一声不响
— 沃尔特·惠特曼

“谁掌握历史，”党的标语这样说，“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
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如果披头士和滚石乐队二选一，你会选哪个？”他回答：“如果地下室着火了，我只能救出一套碟片，我想我会拿披头士的。但是更难的选择是在披头士和迪伦之间。有些人复制了滚石，但是没有人能复制迪伦或披头士。”当他正在沉思我们是何等幸运、能在成长道路上听到这么棒的音乐时，他18岁的儿子走进了房间。乔布斯感叹道：“里德是不会理解的。”又或许里德能理解一些。他正穿着印有琼·贝兹的T恤衫，上面写着“Forever Young”

近又一梦：
有十二人困于无形之墙的暗屋
一束黑光刺入正中
一把利斧立于其下
一告示悬于其刃上
告曰：
凡自断右手者可出
能获一切心愿之物
屋内十一人依次剁去右手而出
我，即最后一人，等待抉择…

“上帝在关注，时间在流逝。死亡在追逐，永恒在等待。人生所不能承受的，不是存在，而是作为自我的存在。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然而存在，变成喷泉，如热雨一股倾泻而下。”

人是一种试验和过渡
人只不过是自然与精神之间的
一座又狭窄又危险的桥梁

世界上最坚韧
最强大
而且最危险的生物
就是懂得如何思考的女人
她无所不能

我唯一的事
是爱这个世界
不藐视世界
不憎恶世界和自己
怀抱爱
惊叹和敬畏地
注视一切存在之物
和我自己
— 1922年 赫尔曼·黑塞《悉达多》

假如我能阻止一颗心碎
我的一生就不会虚度
假如我能缓解一条命的疼痛
或者平息一种痛苦
或者帮助一只昏厥的旅鸫
再次回到巢中
我就不会虚度一生
— 艾米莉·狄金森

“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
— 《圣经 启示录 5:1-4》

人们会想尽办法，各种荒谬的办法，
来避免面对自己的灵魂。
只有直面灵魂的人，才会觉醒。
— 卡尔·荣格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
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

是啊，我完全沉迷于这个理想，
它是智慧的最后结论：
只有每天争取自由和生存者，
才配享受自由和生存。
于是少年、壮年和老年人
不惧风险，在这里度过有为的年辰。
— 1832年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因为宽门和阔路引向沉沦
进去的人很多
然而窄门和狭道却通向永生
只有少数人能找到
— 《圣经·马太福音 7:13-14》

【二零二一·饮食考】
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易于发现真理
— 弗朗西斯·培根

我不是我的思想、情感、感知或经历，
也不是我生活的内容。
我是生命本身，是一切事物发生的空间，
我是意识，是当下，是“我是”
— 埃克哈特·托利

虚幻的城市
在冬天早晨的棕色浓雾下
人群流过天桥，那么多人
没有想到死神竟报销了那么多人
偶尔发出短促的叹息
每个人眼睛都盯着自己的脚尖
冬天总使我们感到温暖
把大地覆盖在健忘的雪里
用干燥的块茎
喂养一个短暂的生命
这些盘曲虬结的是什么根
从这堆坚硬如石的垃圾里
长出的是什么枝条？人之子
你说不出，也猜不透
因为只知道，一堆破碎的形象
过去活着的现在怀着一丝忍耐
去年你栽在你花园里的那具尸体
开始发芽了没有？
今年会开花吗？
— 1922年 T·S·艾略特

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使我们更接近无知
我们的一切无知都使我们更接近死亡
可是接近死亡并不更接近上帝
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何在？
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何在？
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何在？
两千年天宇的轮转
使我们离上帝更远，离尘土更近
— 1922年 T·S·艾略特

在思想
和现实中间
在动机
和行为中间
落下了阴影
因为你的是王国 
在概念
和创造中间
在情感
和反应中间
落下了阴影
生命十分漫长
在欲望
和痉挛中间
在潜在
和存在中间
在精华
和糟粕中间
落下了阴影
因为你的是王国
因为你的是
生命是
因为你的是
— 1922年 T·S·艾略特《荒原》

索伦·克尔凯郭尔说过一个睿智的寓言：
通往幸福的门总是“向外”拉开的，
也就是说，当人们试图推开通往幸福的门时，它反而会关上

“每个孩子出生就意味着脱离宇宙，从神那里游离出来，意味着开始痛苦的新生之路。想要回到宇宙，停止痛苦的个性化，修行成神，就必须不断敞开胸怀，在疼痛中扩大你的灵魂，直到它能容纳整个宇宙。”

“每个时代，每种文化，每个习俗，每项传统都有自己的风格，都各有温柔与严峻，甜美与残暴两个方面，各自都认为某些苦难是理所当然的事，各自都容忍某些恶习。只有在两个时代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追求权力的人毁于权力，追求金钱的人毁于金钱，低声下气的人毁于卑躬屈膝，追求享乐的人毁于行乐。正是同样的道理，荒原狼毁于我行我素。”

“大部分人在学会游泳之前都不想游泳。这话听起来是否有点滑稽？当然他们不想游泳。他们是在陆地生活，不是水生动物。他们当然也不愿思考，上帝造人是叫他生活，不是叫他思考！因为，谁思考，谁把思考当作首要的大事，他固然能在思考方面有所建树，然而他却颠倒了陆地与水域的关系，所以他总有一天会被淹死。”

苍生赖此游
悟有皆成空
净体无众染
苦心归妙宗

在政治上，您应该明白，没有人的存在，只有思想的存在；没有感情，只有利益。在政治上，不说杀一个人，只说清除一个障碍。
要开发深藏在人类智慧里的神秘宝藏，就需要遭遇不幸；要想引爆炸药，就需要压力。囚禁生活把人分散飘忽的官能都凝聚在一个焦点上，让它们在一个狭窄的空间相互撞击。你是知道的，乌云相撞生成电，电生成火花，火花生成光。
— 1844年 亚历山大·仲马

一个人无法用自己的创造力对反抗传统的不足做出弥补，那他的行为便只是对过去的背叛而已，只有他真的拥有很多才能，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自欺欺人者才会把否定过去的传统等同于肯定现在的意识。“今天”仅有的意义位于“昨天”与“明天”中间，就像一座桥，连接起了过去和将来。现代意味着过渡程序。
— 1933年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或许辨不清日升日落
或许看不到流云晚霞
不知道耳边溪流，咫尺可达
不知道天地浩瀚，人间喧哗
但我知道
星河在上，波光在下
我在你身边
等着你的回答
— 莱特昂·布兰朵《来自波西米亚》

敢于尝试只会暂时失去立足之处，不去尝试将会失去自我。焦虑是因自由而产生的晕眩。人类有两种方式可以被愚弄：以假为真，或者拒绝相信真相。认识那些不曾理解的事物及其真相是人类理解的职责所在。
现代社会重视的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大众的意见，即所谓舆论。人们也根据大众传媒来形成自己的意见，结果完全放弃对自己生命的责任。个人消失在大众之中，没有主见、没有个性、不能主动采取行动，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反，却以自己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为荣。生存就意味着知道做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自觉地担当自己生命的责任。离开社会大众的意见，面对一个未卜的前途，不免生畏，但这是自由恢复的表征。
— 1854年 索伦·克尔凯郭尔

时代的艰苦使人们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与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
— 1822年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

尽管有必须跨越的海洋和必须翻越的山
我知道有得必有失
那就祈祷我们失去的只有时间

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分。这也是虚空，也是大患。 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
— 《圣经·传道书 2:21》

知之为知之 在乎不在乎
此人何其者 孔老夫子也
知之为不知 在在不在乎
此人何其者 寒山子是也
不知为知之 不在不在乎
此人何其者 齐人 是也
眼睛睁一只 嘴巴呼一呼
耳朵遮一遮 皆大欢喜也
大家都知之 大家都在乎
袖手旁观者 你我 是也

你们这上流人哪，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 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 我没有和虚谎人同坐， 也不与瞒哄人的同群。 我恨恶恶人的会， 必不与恶人同坐。
— 《圣经·诗篇4-26》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 《圣经·约翰福音 21:18》

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的、有大能的，岂可定他有罪吗？他待王子不徇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的被夺去非藉人手。他若专心为己， 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 世人必仍归尘土。
— 《圣经·约伯记 34:14》

他们怕谁？因谁恐惧？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 他们仍不怕我吗？这地悲哀，通国的青草枯干，要到几时呢？他们曾说：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无一人按公义告状，无一人凭诚实辨白； 都倚靠虚妄，说谎言。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
— 《圣经·以赛亚书 57:11》

水即使变成海、云、雨和冰
也会停留在这个星球
语言即使变成演说、诗句、契约书和条约
也会牢牢地占据着这个星球
也包括我
语言里只有我的过去
却怎么也找不到未来
— 谷川俊太郎

我要向他们掩面，看他们的结局如何。
他们本是极乖僻的族类，心中无诚实的儿女。
惟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 《圣经 - 申命记 - 第32章 第20节》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人经常重复自己
这不可避免
人生之真相
即是具体的人生

人首先是一种美学的生物
其次才是伦理的生物
“人”很快就会消失
恰似一张埋没在海边沙砾里的面孔

两条路分叉于黄色树林里
可惜我不能都踏上脚步
作为旅行者，我久久伫立
沿着一条路眺望，尽目力所及
直到它在灌木丛中蜿蜒而去
于是走上另一条同样美的路径
或许是有着更好的原因
它需要踩踏，因为杂草丛生
虽然经过那里的往来行人
其实曾几乎同样磨损它们
那天早晨，两条路同样躺在
草叶里，尚未被脚步踩得发黑
哦，第一条我留给改日再来！
但我知晓路跟路如何连接
我怀疑是否还会返回
我将一边叹息一边讲述这经过
在许多年后，在某个地方
两条路分叉于树林里，而我——
我选择了一条更少人走的路
这使得一切都不一样
— 1915年 罗伯特·弗罗斯特

二十岁的卡夫卡在一封信中写道：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
—《新约·约翰福音》第12章第24节

沧桑世事于一生所遇总是有限
童年、午后，一生中挥之不去的人和事
这样的下午能回忆起几个？
也许有四五个，也许还没有那么多
一生中见过几次满月升起？ 或许二十次
人们依然觉得生命享之不尽

就像尼采说的，充实你自己，实现你的潜能，充分地、完全地活着，只要这样，也只有这样，才能死而无憾

一个人为钱财犯罪，个人有罪
一个人为面包犯罪，社会有罪
一个人为尊严犯罪，世人有罪

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你已经回到了故乡。追溯到童年时期，那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

在黑暗的尽头
太阳，扶着我站起来
我的身体像一个亲爱的祖国，血液流遍
我是一个完全幸福的人
我再也不会否认
我是一个完全的人
我是一个无比幸福的人
我全身的黑暗因太阳升起而解除
⋯⋯
— 1987年 查海生《日出》节选

蜗牛角上争何事
石火光中寄此身

人可以主宰一切，可是一胆小，就什么事都做不成……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人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迈出新的一步，讲出自己的新见解……

唯一的道路是抵达之路
仿佛在此地，你只能离去
没入深海永不回头
没入高深莫测的人生
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
在黄昏，我们点起灯

我的眼睛很大很大
装得下高山
装得下大海
装得下蓝天
装得下整个世界
我的眼睛很小很小
有时遇到心事
就连两行泪
也装不下

折磨自己的身体是无助于找到安宁或体悟的。肉体并不单是一个器具。它是精神的寺宇、到彼岸的木筏。知识是从亲身体验和证悟得来的，而并不是从思想上的争辩所得。为了达到不同层次的定境，必须把一切以往及未来的念头全部清除

人生海海
山山而川
不过尔尔

她们来到
另样而又同样
每一人身上是另样而又是同样
每一人身上爱的缺乏是另样的
每一人身上爱的缺乏是同样的
— 1937 Samuel Beckett

我只前行了短暂的时光
就急忙转身退回黑暗
我不为一天歌唱
而为所有的日子歌唱
我纵观宇宙万物
发现没有哪一件不涉及灵魂
人们代代自寻烦恼
要把优劣辨明划分
我知道万物的完美和谐与宁静
他们争论时我一声不吭
我跑去沐浴
自我欣赏
我这条命不管在哪儿活着
不管遇到什么变故
都会保持自我平衡
都会像大树和野兽那样应付
黑夜、风暴、饥饿、愚弄、意外和挫折

#郑州-沙口路站
如果你感受到痛苦
那么你还活着
如果你感受到他人的痛苦
那么
你才是人
— 列夫·托尔斯泰

我们的个人利益感如此之强，以至于有时我们可能把半个世界的毁灭视为像我们自己的小手指的一阵刺痛一样的小事。当人们躲藏到利己的甚至自恋的自我特权的虚幻泡影中时，同理心的缺陷就足够明显了。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情绪不是简单的心理状态或情感。情绪表达的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发现自己，即我们的生活过得如何。

哭泣是因为希望尚存
绝望反而让她平静…

兼收并蓄
独立思考

天地解而雷雨作
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

Personnes — Christian Boltanski

卡夫卡对人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他曾说：“凡是我写过的事都将真的发生。”

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
— 赫拉克利特

活着，就是要与巨怪较量
— 亨利克·易卜生

文学不是一幅风景画，而是一个战场。它（《尤利西斯》）或许触及了事物的本质，但更为确切的是，它反映了生活的一万个侧面，以及这一万个侧面的十万层色彩。
— 卡尔·荣格

最快乐的梦
不及醒寤的一刻
— 纪徳

小说家不是政治家或哲学家，重要的不在他能提出什么医治人生和社会的良方，因为这时他们往往是既幼稚又可笑的。文学的力量在于敏锐的发现，表现的深刻，在感性的图像里展示世界的真相和人性深处的奥秘。

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
得到的结果未必就是理性的

我和过去
隔着黑色的土地
我和未来
隔着无声的空气

月光照在地上
像是撒满了盐

而我仍梦到他踏着草地
在露水中飘飘荡荡行走
让我的欢歌轻易刺透
——叶芝

如果你想研究你自己
那么你就审视别人的内心世界
如果你想研究别人
那么你就审视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弗雷德里奇·冯·席勒

我们所拥有的
那些看起来“理所应当”的一切
都有可能是“非正义”的

Had I not seen the sun
I could have borne the shade
But Light a newer Wilderness
My Wilderness has made
— 1872 by Emily Dickinson

夏天来了
天也热了
和去年夏天一样啊
该穿裙子了
和去年夏天没什么不同啊
该吃西瓜了
该挂蚊帐了
和去年夏天一样啊
可是
我怎么不如去年夏天快乐了啊
因为
我长大了
— 朱夏妮 十岁《一如既往的夏天》

你既无青春也无老年
而只像饭后的一场睡眠
把两者梦见
— 1604年 威廉·莎士比亚

就在我们人生旅程的中途
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之中醒悟过来
因为我在里面迷失了正确的道路
我说不清我怎样走进了那座森林
因为在我离弃真理的道路时
我是那么睡意沉沉
我抬头一望，看到小山的肩头
早已披着那座“行星”的光辉
它引导人们在每条路上向前直行
— 1307年 阿利盖利·但丁《神曲》

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会觉得世界停下了
你也停下了
可是太阳却没有停下
他慢慢地，慢慢地
爬上你的膝盖
与你共读一本好书
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听不见街头嘈杂的声音
当你看书的时候
你听不见街尾车响的声音
可当你确定看完一本书的时候
你会突然觉得街上好吵
— 谭子洪 十二岁《当你看书的时候》

所有的猫都当过人类
敏感且自尊
独立而庄重
它们有很多时间专注发呆和观察世界
还可以把身体绕成一圈
用尾巴遮住眼睛
不看这个人间
— 《猫》姚铭琦 十二岁

万有引力
是相互吸引孤独的力
宇宙正在倾斜
所以大家渴望相识
宇宙渐渐膨胀
所以大家都感到不安
向着二十亿光年的孤独
我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喷嚏

我打破了令人窒息的世俗枷锁
触及个人自由的最核心
在这里，我品尝真正香醇的美酒
享受自由不羁的快乐
体验天地之间无拘无束的美好
— Photograph by Fakiha Ali

有人说时间在光影里，但黑暗也不间的推移；有人说它随着动力转变，但静止也像在运行；
有人说时间原住在声音里，但沉默也像在拖延。我忽然望见了时间，那不是一条线，也不是一道圈；
那是一个浑圆的整体，密密的充塞着天宇，这一点是太初也是末日，更无从分辨过去，现在与未来，我们别怨生命的短促，这短促是永恒的一片。
— 1936年 罗念生《龙涎》

我要告诉你件事情：每天
人都在死亡。而这只是个开头。

在许多南方方言里，喝茶被叫作“吃茶”。比如说讲闽语的福建人，就说“吃茶”。称“喝茶”为“吃茶”，可能是保留了古人的叫法。唐朝时，人们就不是喝茶，而是吃茶。

荷兰虽小却成为欧盟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国，在全球也仅次于美国。是因为荷兰专业化生产、多品种经营，通过应用高度机械化、精准环境控制、超前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令农业实现了全封闭生产，完全摆脱自然条件束缚，全年均衡生产。这种专业化的生产模式，让荷兰的生产效率比欧洲平均水平高5倍，每公顷蔬菜产出为54.4吨，是我国的近2.4倍。

人生是一面镜子
我们梦寐以求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从中辨认出自己
我们从未摆脱大地
终究回到它的怀抱

我是不能被照亮的光室
我的焦虑是荒山上的一束火花
我的爱是一座绿色灯塔
在白天，我和梦想一起度过时光
在夜晚，梦想和我一起度过时光
闪亮地生活，创作一首诗
前行，增加大地的宽广

“在过去的一个世代里，尽管人口总数暴涨，饥荒也越来越少，但要卷土重来也是非常容易的。在较贫穷的国家里，那种旧的模式依然存在：一小部分社会精英吃高级饮食（虽然不像古代帝国那样奢侈夸张），庞大的农村人口从事加工行业而且吃着低端饮食。许多穷人依然饱受慢性营养不良之苦。其他人面临中等饮食的丰盛所造成的健康问题，也丝毫没有招架之力。”

“One thing about the talent is that is absolutely randomly distributed throughtout the population of the world.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ything.You cannot buy it.you cannot learn it,you cannot inherit it,it’s not even genetic .It is just sprinkled like sand around the world,and it could come up anywhere.”

“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者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

有人说，古希腊与罗马文艺中，表现自然多注意它的实用的价值，而缺乏纯粹的审美。浪漫运动无疑的是在这个缺陷上予以很有力的矫正，把诗歌和自然的崇高与奥旨联结起来，在诗歌的节奏里感到宇宙的脉息
美学源自一种表达的本能，一种旺盛的生命力，一种对于绝对的神秘感，以及其他我不知道的等等。美是和特定时代的需求相关联的，去检视我们认为美好的事物的绝对美则是无益的。如果美是给予生命以意义的价值之一，那么它就是一种不断变化、因此无法分析的东西

鸟儿愿为一朵云
云儿愿为一只鸟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
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
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
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人应该每天
读首好诗
听首好歌
看幅好画
如果可能
说几句合情合理的话

若是尘世把你忘记
就向静止的地说：我流
向流动的水说：我在
在根本处
也正是在那最深奥
最重要的事物上
我们是无名的孤单
— 1903年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

马提亚尔说：“回忆过去的生活，无异于再活一次。”写作和阅读其实都是在敲响回忆之门，或者说都是为了再活一次。

棉花并不是中国的本地作物。事实上，汉字中的“棉”一词是从梵语和其他印度语言中借来的

世界，还有对世界的感受，是由许多事物构成的，网络不能代替世界，代替感受。

九十年代的中国，饥荒与定量配给的记忆仍然恍若昨日，至少对于老一辈来说。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国的孩子们就被告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九十年代的小孩子，他们的父母中有很多人“文革”时期都上山下乡，在偏僻的乡村待了很多年，在那些土地上艰难求生。大家通常都觉得食物很珍贵，应该充分利用，能吃的都得吃了

压伤的芦苇
他不折断
将残的灯火
他不吹灭
— 《马太福音》第12章第20节

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说，其实，是可贵的无知。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人在苦难中更像一个人。”

理性是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思想本身。一个人的思想首先是他的怀念。而加缪认为荒诞正是清醒的理性对其局限的确认。一旦意识到荒诞，就永远与荒诞绑在一起了。一个人没有希望，并意识到没有希望，就不再属于未来了

一个地方的风景
在于它的伤感
我倒并不悲伤
只是想放声大哭一场

“……佛陀或是耶稣坐在电脑和变速器的齿轮旁修行，会像坐在山顶和莲花座上一样自在。如果你认为不是如此，那无异于亵渎了佛陀——也就是亵渎了你自己……”

思想并不比江河有更多倒退的余地。可是不要未来的人应当多想想。他们不要进步，其实他们所否认的并不是未来，而只是他们自己。他们甘愿害暗疾，他们把过去的种种当作疫苗来给自己接种。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拒绝明天，那便是死去。
—1862年 维克多·雨果

世间莫若修行好
天下无如吃饭难

今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去掉那些形容词，
剩下的就是事实了。

人的思维模式一旦固化，就会一味搜集于己有利的信息，对不利的信息不屑一顾甚至视而不见。这种心理的存在造成了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或是在观察现象的眼睛前加上了一层滤镜。 与理性逻辑相比，人更容易出于某种心理或情绪而做出行动。在考虑经济问题时不能只从经济学的层面来思考，还必须要重视心理学层面。心理和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组织里每一个人的行动。

我是否可以把你比喻成夏天？
虽然你比夏天更可爱更温和
狂风会使五月娇蕾红消香断
夏天拥有的时日也转瞬即过
有时天空之巨眼目光太炽热
它金灿灿的面色也常被遮暗
而千芳万艳都终将凋零飘落
被时运天道之更替剥尽红颜
但你永恒的夏天将没有止尽
你所拥有的美貌也不会消失
死神终难夸口你游荡于死荫
当你在不朽的诗中永葆盛时
只要有人类生存，或人有眼睛
我的诗就会流传并赋予你生命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集》

我也总共才活一次，因此我也想……
我不过是一只有审美力的虱子罢了！

人的全部本领无非是耐心和时间的混合物
—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快看！你这道题做错了！”
“我要看风景，我是个诗人！”
早上公交车上，小女孩回答妈妈的质问……

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
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
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
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
— 唐 · 杜甫《谒文公上方》

“我并没比谁好，真的。谁都可以做我做的事。但人一定要放手。刚开始我也不懂这一点，但现在我知道了。要放开你以为自己离不开的东西，像钱、银行卡、手机、地图之类……”

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你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有痛苦与不幸。生命之美无外乎克尽本分，顺应天性而已。我始终不能像他们一样相信真理是人们为了满足实际需求塑造而成的，哪怕我很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一点。在我看来，感知材料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而不论它是否方便或有用，这一点都是客观存在且必须被接受的。除此之外，实用主义哲学家们认为，如果我因为相信上帝的存在而得到了慰藉，那么上帝就是存在的，这种观点也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于是我最终对实用主义失去了兴趣

God waits for human to regain his childhood in wisdom

语言分析能够取得的不是其他经验的精确性，而是既定事态向人们要求的精确性；不是别的明晰性，而是在既定事态中人们被允许得到的明晰性——也就是说，它仍旧停留在神秘化的、欺骗性的话语界限之内。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使思想摆脱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对它的束缚并阐明制度的否定性（它的肯定方面现被广为宣传）和筹划各种替代性选择，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这一目标。当代分析哲学一心想驱除诸如心灵、意识、意志、灵魂和自我之类的“神话”或形而上学“幽灵”，其办法是把这些概念的内容融化在关于可以辨认的特定操作、行为、能量、禀性、癖好、技巧等的陈述之中。
— 1964年 赫伯特·马尔库塞

用结论来证明证据的合理性，是对真相的逃避

大多数人并非想成为巨星，只是想满足一种需求，一种现代社会似乎已经无法提供的东西。这东西过去由实体的社区来提供。通过网络我们觉得自己不像以前那么孤单了，有了归属感，对网络世界的交友情况感到更快乐，我们会上瘾是因为它提供了很低期望值的人际联结。过去我们要融入社群，通过社交获得自我存在感，那是一个时间成本很高的方式。我们无法再依靠过去不超过150个人的传统人际圈子来告诉我们：你是谁？你该信任谁？你该怎么过日子？现在我们需要更大的集体来帮助我们。
— 霍尔·尼兹维奇《我们也想分杯羹：大众文化的底层渴望与再创》

详细描绘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的经济和社会景象：（1）“三驾马车”中将有“两驾半”受到负面冲击，因此增长的中枢可能下移约1～2个百分点，不过中国并会不缺钱；（2）由于工资可能全面上调、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巨大，成本推动下CPI的中枢可能会上移约1个百分点，通胀的问题中期化；（3）贫富分化的扩大和社会矛盾的积累，使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成为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的社会新常态。此时劳方会要求议价权力、以期重分蛋糕，资方会重视提高效率、以期做大蛋糕，于是问题逐步泛政治化——这就是前面描述的社会景象

人类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出生率，人们不想把孩子带到一个注定要毁灭的世界上来——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平安地度过一生。人们也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引力波的宇宙广播能力比当初的太阳电波放大要强得多，不过，人类很快找到了一个更大的自我安慰：对黑暗森林理论本身的质疑
— 刘慈欣《三体3》

我从以下六个阶段各有所获：加缪《西西弗神话》获得存在，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获得超我，纪德《人间食粮》获得重生，黑塞《悉达多》获得觉悟，茨维格《昨日世界》获得静息，福克纳《我弥留之际》获得安眠。谁在这么说，自称是我？

顾客：上帝六天做好了世界，而您呢，您六个月居然没有为我做好一条裤子。
裁缝：可是，先生，看看这世界，也看看您的裤子。

中国当代村庄仍在动荡之中，或改造，或衰败，或消失，而更重要的是，随着村庄的改变，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化形态、性格形态及情感生成形态也在发生变化。我想以“梁庄”为样本，做持续的观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直到我个人去世，这样下来，几十年下来，就会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村庄志”，以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

在中国文化的深层，有一种本质性的匮乏，即个人性的丧失。由于秩序、经济和道德的压力，每个人都处于一种高度压抑之中，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和个人愿望。每个人都在一种扭曲中试图牺牲自己，成全家人，并且依靠这种牺牲生成一种深刻的情感。一旦这种牺牲不彻底，或中途改变，冲突与裂痕就会产生。在日常状态中，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沉默、孤独，好似处于一种愚昧的原始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种痛苦没有体会，只是，每个人都被看不见的绳索捆绑着，无法叙说。一旦矛盾爆发，往往极具伤害性。

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接触。先是电视，后来是网络，人们都待在家里看电视，或是在网络上形成联系广泛但淡漠的社交群。这一趋势的背后，还有政府的暗中怂恿。这其实正是托克维尔敏锐观察到的。他提到，政府不会干预人们的意志，但会通过各种微妙的办法软化人们的意志；它并不逼迫人们服从，而是会不断地让人们自己失去独立行动的意愿；它并不摧毁个人行动，而是在其诞生之前就将之扼杀。最后，公民社会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群胆小的、勤勉的动物，而政府则成了放牧者

彻底清晰,或者死——没有中间道路。如果不能解决“全部逻辑的根本问题”,他无权——至少没有欲望——活着。不妥协。
不要依赖于外部世界,这样你就不恐惧那里发生的事……独立于事物要比独立于人容易无数倍。但必须同样能够做到

我们总是很忙，没有时间好好交谈，结果日复一日地过着无聊的生活，单调得让人几年后想起来不禁怀疑，究竟时间都去哪儿了，同时又遗憾于它的流逝。如果你不放慢脚步认真思考，往往会花费更多的时间或得到更差的结果。当你做某件事的时候，一旦想要求快，就表示你再也不关心它，只想去做别的事。什么是好，什么又是不好——我们需要别人来告诉我们答案吗？

孤寡也是一种基因，它深深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融化在一个个家族，一个个院落，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

看了三千部
终于看到了
一部真正的电影

千里迢迢跑去一家饭馆，只点一道主菜就ok了。像成都，老妈蹄花就吃猪蹄，宋鸡片就吃凉拌鸡，干净利落。近郊更是如此：双流游家院子吃水煮青蛙，温江公平镇吃红烧兔，新津的江边吃黄辣丁……

不折不从
亦慈亦让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童铁匠往地上吐了一口痰，继续说：“四年多前还是一百元一份，如今一千元一份了，还说便宜我们了，这王八蛋的物价涨得也太快了。” “是啊。”张裁缝和小关剪刀说。 “就是抗战时期，物价也没有涨得这么快。”童铁匠有些生气了，“现在是和平时期，这王八蛋还想发国难财。”
— 余华《兄弟》

春秋战国时期，邢国人为了表示对齐桓公的谢意，奉献了他们最好的菜——驴肉火烧。齐桓公品尝驴肉火烧后，对易牙说：山珍海味，寡人都吃腻了，只是……

有一种幸福叫做陪自己吃饭。不受时间和社会的束缚，不被任何人打扰，随心所欲、无需介怀地大快朵颐，自由地寻求饱腹，能够开心地吃，才是最大的治愈

以喜怒言
合喜三分，自家喜了四分
合怒三分，自家怒了四分
便非和
—（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死亡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或许就是引领我们去追求任何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在尼罗河畔饮酒，写一部书，还是发一笔财；同时还会鼓励我们漠视他人对我们的评价，因为他人的评价毕竟与我们的死亡没有丝毫的关系。对死亡的预见能够使我们追求我们内心中最渴望的生活方式

疼痛无法避免，磨难却可以选择。欧内斯特•海明威好像也说过类似的话：持之以恒，不乱节奏，对于长期作业实在至为重要。一旦节奏得以设定，其余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没有什么是连续的，它们只是保留着微弱的联系，我们以为自己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享着同样的经验，而那只是想象的共同体，唯一的答复来自自己的回声。人类在滔滔不绝的沉默中，一同归于尘土。
— （英）哈罗德·品特

我们的焦虑和灰心正是现在的世界话语体系过于单一的体现。发达国家基于其自身的有限实践而创造出来的概念成为被普遍接受的理念；非发达国家的人民从这些概念出发来思考自己。别人的理念成为尺子，而自己成为被量裁的对象。在丧失自我的时候也丧失了真正发展的可能。

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三十年前，我刚刚从事讲故事的职业时，读到过挪威易卜生的一段话，他说：“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
—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高等学校校园里鸣放的情绪更为激烈。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学有的学生在大饭厅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到二十二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还在报道中用“北京大学‘民主墙’”来称呼。五月二十三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讲，称现在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全六卷》

从凌晨到中午，从清冷到温暖，阳光暖烘烘的，直到供销社饭店里洋溢出水煎包的香气。一个身披破棉袄、跛一足、渺一目的少年拖着一条威武的黄犬从集市上经过。这是一个著名的打狗少年，家庭出身赤贫，是个孤儿，政府免费送他上学，但他对学校深恶痛绝，自毁锦绣前程，宁死不读书，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
— 2005年 莫言《生死疲劳》

【温故知新】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所有人都能成为真相。过去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数的血肉模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恢复集中营，就不愁找不到看守。这种人遍地都是！人群是个怪物，当你熟悉的人身处人群中的时候，他就不再是平常与你聊天的人了。人们都是善良的，人民却是凶恶的。人类仅仅会可怜自己，但不会可怜别人。没有人教给我们什么是自由，我们只被教育过怎么为自由而牺牲。今天是他们，明天就是我们。如果所有人都沉默不语，就是所有人都默许……
— 俄·S.A.阿列克谢耶维奇《二手时间》

【去年今日】李老师，希望我们都能成为那种难能可贵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嫉恶如仇，绝不随波逐流，绝不摧眉折腰，绝不放弃自己的原则，绝不绝不失望于人性。（网友微博被删评论节选）

#七年前帝都养家之人
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
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

THE 3245 DAYS GHOST STORIES

等待着
等备孕 等待产 等接生 等长大 等上学 等翘课 等下课
等通知 等毕业 等结业 等地铁 等工作 等收工 等分配
等晋升 等转岗 等结婚 等离婚 等还贷 等下岗 等裁员
等缴费 等拔管 等裁决 等自决 等火化 等入土 等平坟
期待着

1944年薛定谔出版了《生命是什么》，此书中提出了负熵（Negentropie）的概念。他自己发展了分子生物学奠定了分子系统发生学，成为现代进化论的基础，想通过用物理的语言来描述生物学中的课题。他还发表了许多的科普论文，它们至今仍然是进入到广义相对论和统计力学的世界的最好向导。

为什么诸如人类大脑之类的感觉器官以及附属于它的感觉系统必须由大量的原子组成？

大脑以及它直接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某些外围部分，与一个精致灵敏地反映和记录外界单个原子碰撞的机器相比，为什么它们之间的差异这么大呢？

我想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
第一，被我们津津乐道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有秩序的体系；
第二，思想只能是建筑在有一定秩序性的知觉或经验之上的。于是便产生了两个结果：
其一，思想必定是与相对应的躯体组织紧密相关，鉴于思想的秩序性，躯体组织也一定是十分有秩序的，在其内部发生的事件一定遵守着某些严格准确的物理学定律；
其二，与相应思想的知觉和经验相对应，外界物体对于具有良好组织的躯体所产生的反应，是我所说的思想的资料。
由此看来，这个躯体系统和外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具有物理学的秩序性，即它们必须遵循严格、准确的物理学定律。

分子的稳定性有赖于温度

下面我们考察一个生物学中最有兴趣的问题——不同温度下的分子稳定性。原子系统在它的初始阶段一般是最低能级的，于是物理学家们便把这种状态下的原子系统称为绝对零度分子。如果想要把这种最低能级的状态提高到相邻的较高状态，就需要外界提供一定的动力或能量了。最简单的能量供给方式就是直接“加热”分子——让它直接处于一个高温的环境下，让周边的原子、分子不断地猛烈冲击它。由于热运动存在强烈的不规则性，因此，不会出现一个明确的、即时产生跃进的明显温度界限。换句话说，除了绝对零度外，在任何温度下都有可能出现跃进的机会；并且这种机会随着“加热”温度的增加而增加。找出发生“跃进”必须等待的平均时间——“期待时间”，是把握这种机会的最好方式。

根据M.波拉尼和E.维格纳的研究，有两种能量决定“期待时间”，一种是在温度下的热运动强度特性的量（称为特征能量kT，用T表示绝对温度），另一种是在“跃进”时所需要的能量差额（用W来表示）。我们可以断定，实现“跃进”的机会越小，期待时间就会越长，而“跃进”量本身同平均热能的比值也就越高，即W∶kT的比值也就越大。

然而，有一点非常奇怪，W∶kT的比值有相当小的变化，但是却会严重影响期待时间的长短。例如（按照德尔勃吕克的例子），W是kT的30倍，期待时间有可能缩短到1/10秒；但当W是kT的50倍时，期待时间反而会延长到16个月；而当W是kT的60倍时，期待时间将会增加到3万年！

来源：1944年 埃尔温·薛定谔 《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面貌》